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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语言观点源于胡塞尔本人。
胡塞尔认为并不是语言为经验提供意义，而是对于作为普遍本质的特殊现象的知识活动为经验提供了意义，这一认识活动被胡塞尔想象为独立于语言而发生的。
意义总是领先于语言，语言不过是为不知怎么就已经占有的经验命名的次要活动。
从索绪尔到巴黎结构主义的20世纪“语言学转向”
的最大特征，则在于承认意义不仅是某种以语言“表达”
或者“反映”
的东西，而且意义本身其实就是语言创造出来的，因而意义或经验并不是先于语言的，我们能够拥有意义和经验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一种语言以容纳经验，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完整的社会生活。
相比之下，现象学却希望保持某些“纯粹”
的内在经验不受语言的社会感染，或者把语言仅仅视为一个合用的系统，用以“固定”
独立于语言而形成的“意义”
。
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认为这种现象学的语言观点注定要破产，唯一可以想象的胡塞尔所说的语言将是“完全孤独的、内在的语言（utterance），它不会表示任何东西”
。
[23]因为这种语言是意识的纯然表现，它不会有任何负担，无须在说话时指示外在于我们心灵的意义。
海德格尔在《论人道主义》中则认为：“语言在其本质深处并不是一个有机体的独白，也不是一个生物的表述。
因此，根据其符号的特征，哪怕根据其意义的性质，都不能正确地对语言加以思考。
语言是‘存在’本身既澄明又隐蔽着的到来。”
[24]他在《语言》一文中又说：“在其本质上，语言既不是人的表述，也不是人的活动，语言在说着。”
[25]由于人们总是把语言理解为人言，因而海德格尔就专以“说”
（saying）来指称他所谓的语言。
在海德格尔看来，说话的不是任何一个人，而是语言本身。
乍一看海德格尔的观点近似于巴黎结构主义，其实不然，结构主义的自明性强调语言表达其自身的、独特的结构，语言只是能指与所指的封闭的系统，并不指涉外在真实世界。
而海德格尔则强调语言说出存在，存在是先语言性的，但必须通过语言的家园才能抵达存在，因而“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
海德格尔的语言理论主要集中在六篇讲演和谈话中：收入《诗中的语言》的《语言》、《乔治·特拉克尔》，收入《通向语言之路》的《关于语言的对象》、《语言的本质》、《词》、《通向语言之路》。
显然，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偏离了现象学思路，由于强调语言独有的构造与自明性，使海德格尔成为巴黎结构主义短暂的同道人，同时由于强调语言的外在指涉作用，又使海德格尔与巴黎结构主义分手，重返传统语言学的思路。
当然，这只是简单的外在比附，海德格尔语言思想的独创性本身却是自明的。
可以说，海德格尔语言思想介乎于现象学、结构主义与传统语言学思路之间。
提及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的真正目的在于引出现象学与结构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其中最富戏剧性的是1966年塞里西拉—萨雷国际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一次研讨会上的短兵相接。
当时现象学家瑟齐·杜布洛夫斯基首先发难，认为结构主义避开主体与世界，人为地孤立文学作品[26]，而且不切实际，毫无道理地否定意义的本源，即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然后又盲目抱怨意义的丧失。
杜布洛夫斯基切中了巴黎结构主义的要害：语言并不再现任何东西，它已丧失了与世界的重要关系。
结果巴黎结构主义中坚考拉尔·热奈特予以回击，声称结构主义并没有割裂语言与经验，恰恰相反，结构主义主张“语言与经验的同一”
。
但是，双方使用的概念都缺乏同一性，热奈特所说的经验并不意味着意向性，而是存在于自足的语言中，来自文学作品的封闭的符号系统中。
因此，最后交战双方纠缠于一些语义问题，不了了之。
其实这种误解，既表现于保罗·利科在《阐释的冲突》中对结构主义的指责，也表现于托多罗夫在《散文的诗学》中对现象学理论的非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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