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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他陈旧的经济学于今似乎切题地及时；特别是在他自己的时间建构精神上，完全过时的垄断资本原则或许由于我们缺乏自己的设想，从而成为我们需要的设想，因为它激起那不带偏执地把体系追溯进最微小的隐蔽之处和缝隙中，并且以这种有效性仍能给因当前某种去中心化而泄气的人们树立一个榜样，这个榜样提供了成排的同一产品”
。
[12]詹姆逊的话讲得晦涩，同样的意思远不如马杰伊的话言简意赅：“阿多诺在新的现实背景下充当了后现代主义中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反启蒙等极端性的解毒剂。”
[13]
需要明确的是，强调阿多诺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并非否定以下事实：阿多诺诚然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更为接近后现代主义，其作为现代性批判的否定辩证法与后现代主义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或者如凯尔纳所概括的，否定辩证法是为一种“原始形态的后现代思想”
[14]，但这些并不足以构成阿多诺之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充要条件，争辩二者之间的相似性无助于厘清它们的亲缘性，更不用说阿多诺理论自身的特质了。
后现代主义赞同、采纳阿多诺关于启蒙、理性以及消费社会批判的诸多观点早已是罗斯诺所正确指出的事实[15]，对于后现代出现的可能，詹姆逊认为阿多诺毫无疑问“拥有一个地位”
。
[16]质言之，阿多诺对于后现代主义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乃至在后者看来，前者某种程度上具有后现代主义自身的诸种倾向或特质。
本节对此的考察主要集中于《启蒙辩证法》、《否定辩证法》以及《美学理论》三本著作，同时也部分涉及《最低限度的道德》等著作。
当然，这绝不是因为诸如卷帙可观的音乐社会学等其他著作不重要，乃是因为：第一，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启蒙辩证法》的继续[17]；第二，按照阿多诺自己的说法，《否定辩证法》、《美学理论》以及计划中讨论道德哲学的著作构成一个三部曲，“代表了我思想的精髓（quintessence）”
[18]；第三，阿多诺的理论被共时性地进入考察视野之中，其历时性的发展和差别将不再是重点考量的对象，这就意味着，正如詹姆逊所指出的，“把他的这些作品视为同步完整展现的体系的各个部分，仿佛青年的和衰老的不同阶段的阿多诺们都一起‘围绕在大英博物馆的一张桌子旁’”
。
[19]
阿多诺的理论话语可以整体概括为现代性的否定辩证法。
前面提到阿多诺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宗师，这实际一方面是说，他曾经担任过社会研究所所长，而研究所正是该学派存在的必要的制度性保障，而另一方面则是说，阿多诺对于确立该学派批判理论的基本轨迹具有主导性贡献。
法兰克福学派自己在后来的回顾与反思（“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后果”
研讨会，德国路德维希堡，1984年）中曾将学派的研究概括为哲学、社会理论和美学三大主题，三大主题可进一步归结现代性批判，而所谓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就是“汇聚在一种奠基于反资产阶级冲动和社会批判的使命感之中的发现欲望中”
。
[20]在这一逻辑中，阿多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继霍克海姆区分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之后进一步将批判理论的主导进路奠定为现代性的内在批判，一种对待现代性的哲学立场，此即从霍克海姆主导范式向阿多诺主导范式的转变。
阿多诺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总体性思想中汲取理论资源，以否定的总体性来批判同一性思维和工具理性，而本雅明关于“任何文明的历史同时都是野蛮的历史”
的论述则成为他反思启蒙和理性的出发点。
在阿多诺看来，对启蒙理性自反性的批判成为哲学之现实化的唯一途径。
启蒙作为对于神话的批判原本是人的主体化过程，然而当启蒙的工具理性成为主宰自然、精神和社会的统治原则时，启蒙收获的却是自然的压抑和人的异化，当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普遍扩展“使整个世界成为同一的、总体的”
，总体性的牢笼就罩在了整个世界之上。
质言之，现代性批判并非反启蒙的非理性主义批判，而是克服启蒙的片面性的拯救性批判；审美并非最终的归宿，而是非同一性的理想模型，艺术的真理在于为理性祛魅；现代性的否定辩证法通过理性的内在批判挽救总体性辩证法认识真理实践功能，最终走向人与自然全面解放。
二启蒙辩证法
如果可以将理性批判主体批判区分的心理学批判、社会学批判、语言学批判三种形式，那么，以阿多诺和霍克海姆为代表的批判模式可以归结为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批判，这一批判形式被维尔默在对阿多诺及其批判理论进行批判性回顾和诊治中判断为心理学批判的“极端化”
。
[21]在维尔默的思考中，以弗洛伊德为代表心理学批判在动摇人们主体性信仰的同时又保留和强化理性与主体自我的力量，而阿多诺的批判并没有走出这一模式，只是更为极端化而已。
维尔默的判断的有效性边界自待斟酌，但就其揪出批判理论与弗洛伊德批判的内在相似性来说则无疑是准确的，现代性批判需要一种新的批判范式，而阿多诺的启蒙理性的内在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主导性作用。
《启蒙辩证法》是讨论阿多诺启蒙理性批判的基本文献，该书与《对低限度的道德》以及霍克海姆的《理性之蚀》一起被认为是对西方社会和思想的深刻而全面的批判，以至于其后而来的工作都只是《启蒙辩证法》的进一步阐发或附注。
《启蒙辩证法》有两大论题：神话已是启蒙；启蒙蜕化为神话。
两大论题指向一个追问：启蒙后的人类为何并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状态，反而深深陷入新的野蛮状态之中？围绕这一问题，阿多诺展开启蒙理性批判。
从哥白尼时代开始的大发现时代颠覆了欧洲哲学古典主义的根基，人类理性的力量开始在曾由上帝支配的地方崛起，人类开始走出康德意义上的“未成年的状态”
。
然而，对阿多诺来说，20世纪40年代的一系列灾难却不得不将启蒙哲学推到反思与批判的前台：在德国是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蔓延，在苏联是斯大林主义的极权暴政，在美国则是文化产业的高度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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