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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发现历史是为自由而持续斗争着，发现人类作为实践手段和私有财产的个体需要，也会发现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发展人类自身能力的平等权利。”
[3]这里马尔库塞明确提出理性在黑格尔哲学中的地位，理性能够建构现实、改造现实，法国大革命就有力证明了理性对于现实的决定性地位，而对于主体来说，理性与自由又互为条件：“理性以自由为先决条件，以根据真理去行动的力量为先决条件，以形成与潜在相一致的现实的力量为先决条件，这些结果的实现仅仅依靠于主体，这个主体能够决定自己的发展并认识到自己及自己周围一切东西的潜在。
反之，自由也以理性为条件，因为自由仅是对知识的理解，而知识是主体能获得的，并且发挥了力量的。”
[4]理性以自由为前提，自由要依靠理性才能够获致，二者在主体中得到统一，而在法西斯主义专制极权社会中，主体的自由被剥夺、人处于异化状态之中，马尔库塞认为，现实服从于理性的基本原则，以及理性对于人的自由本质的要求，都必然导致人们对于既存现实的反抗和变革，理性的实现对于所有外在权威意味着终结。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作为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必然按照自己阶级理想投身到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从而实现理性与革命的统一，这源于理性的自我实现的本质，它要求主体按照理性自身的尺度改造现实。
按照马尔库塞的理解，理性为了达到现实与理性的统一，必然按照自身的要求不断否定不合理的现实，否定构成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
黑格尔哲学是法国大革命在德国哲学中的反映，尽管与封建专制主义存在形式上的形似，然而辩证法却是对当时封建专制主义的否定。
“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以这样一种假设为理论依据：如果个体的各种权利和自由得到保证，那么市民社会才能够继续发挥作用。”
[5]但是法西斯主义却摧毁了自由主义的文化结构，并竭力否定黑格尔政治哲学，反复批判黑格尔哲学中否定一切极权主义的倾向，宣布黑格尔是“一个被代替的陈旧世纪”
和“时代的哲学反意志”
的象征。
因此，黑格尔政治哲学与法西斯极权主义是根本对立的。
理性、否定与自由构成了马尔库塞所阐发的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特质，并且被赋予历史性的革命力量，“理性生命表现在人的不断斗争中，这种斗争表现在，认识现存一切和按照真正的认识去改变现存。
理性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历史的力量。
这种历史的力量的现实作为一个过程而在时空世界中发生，并且在最终，成为整个人类历史”
。
[6]批判一切普遍形式的既定权威，黑格尔的理性概念便具有了鲜明的批判理性特征，然而马尔库塞指出，现代工业和技术理性的扩张与发展却逐渐消磨了批判理性的根基。
马尔库塞对于批判理性的阐释既源于现实的理论诉求，同时也服从于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批判法西斯主义并挖掘其思想根源的理论努力。
在马尔库塞看来，法西斯主义与黑格尔无关，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可归因于不断增长的工业垄断和民主制度之间的矛盾冲突。
一方面，高度合理化发展和迅速扩张的工业组织试图建立一个直接由其控制和支配的政治权力，另一方面，现有政治制度为了促进生产力发展需要继续压制人的需要的满足，“这就需要一个极权主义的统治，以便统治一切社会和个体之间的关系，废除社会自由和个体自由，并以恐怖的方式将民众团结起来。”
[7]这里，马尔库塞深刻地看到高度合理化并迅速扩张的工业生产中出现的与批判理性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作为极权主义统治的重要根源，为剥夺自由、压制反抗、消弭否定提供基本动力，这就是技术理性。
在此后的思考中，马尔库塞进一步讨论了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性质，提出技术的应用以及技术本身都是对自然和人的有计划控制，它再生产出统治和奴役，并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文化以至整体社会生活中，马尔库塞将技术理性视为“意识形态范畴”
[8]，而在60年代的著作《单向度的人》中则明确规定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
，并对其进行了系统批判。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发达工业社会繁荣提供了基本推动力，同时也建构出新的极权主义。
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技术世界，“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领域和协调制度，创造出种种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生活形式似乎调和反对这一制度的各种势力，并击败和拒斥以摆脱劳役和统治、获得自由的历史前景的名义而提出的所有抗议。”
[9]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极权主义特征彻底摧垮了所谓技术“中立性”
传统认识，技术本身不能独立于技术应用，但它却作为统治系统在技术概念和结构中发生作用。
技术合理性造就了新的控制形式，扑灭了任何形式的反抗与否定，技术理性变成政治合理性，发达工业世界成为政治的世界。
首先，技术理性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
“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生产和分配的技术装备由于日益增加的自动化因素，不是作为脱离其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的单纯工具的总和，而是作为一个系统来发挥作用的。
这个系统不仅先验的决定着装备的产品，而且决定着产品服务和扩大产品的实施过程。
在这一社会中，生产装备趋向于变成极权性的，它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还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
因此，它消除了私人和公众之间、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
对现存制度来说，技术成了社会控制和社会团结的新的、更有效的、更令人愉快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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