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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卢卡奇鼓吹的新古典主义原则，列斐伏尔也作了有力的批评。
他把卢卡奇的新古典主义主张概括为：“现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趋势是：将个性、特性，以及（社会的）典型性充分协调地结合起来，从而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史诗。”
他的这种主张与一切古典主义美学主张的理想一样，追求协调与和谐，“古典主义是以形形色色的协调为先决条件的”
，诸如人与社会集团、体制与社会结构等之间的协调；卢卡奇的美学理想也是这样，他与阿拉贡等新古典主义者“假定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极为和谐地发展，假定‘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或‘共产党人’身上没有矛盾，并且假定法国社会可以比较轻而易举地向社会主义发展”
，但事实上，现实中充满矛盾与不协调，新古典主义的理想与异化的现实不能相容，因此，列斐伏尔认为，“新古典主义所需要的前景尚未产生，至少还没有成熟”
[31]，因此，必不能成功。
他也称赞现代最重要、成功的作品如布莱希特的史诗剧所表现的就是不和谐，就是紧张、矛盾、断裂。
相比之下，浪漫主义就以表现不和谐、区分和痛苦见长，新浪漫主义尤其如此，他说：“一切浪漫主义都建立在不协调、建立在区分和痛苦的基础上。
在这方面，革命浪漫主义继承了各种旧浪漫主义的‘区分’，甚至于把它们挖掘得更深”
。
[32]唯其如此，列斐伏尔不遗余力地倡导新浪漫主义美学。
为了倡导新浪漫主义美学，列斐伏尔首先批评了当时一些正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庸俗社会学倾向，指出他们“把人和作品同阶级、阶级关系直接联系起来”
，而不是研究“这种阶级关系要进入文学，并在其中表现一番”
的具体审美和艺术的方式，因而陷入简单化、庸俗化的境地。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要求用新浪漫主义的人本主义原则取代这种简单化的阶级分析。
其次，他自己在文学研究和批评实践中努力贯彻这种新浪漫主义的人本主义原则，在这方面他的《拉伯雷论》堪称典范。
他认为拉伯雷作品中表现的思想体现了“人性的充分发展”
，“正是富有生命力的人文主义的基本看法”
，这种人文主义超越历史和社会，与今天的社会主义相联系，“昨天还是‘拉伯雷式的’，今天已然是社会主义的了”
[33]；原因在于拉伯雷对现实的洞察和描写不是静止的，而是运动的，不是向后倒退，而是面向“可能”
的未来，用人文主义理想照亮现实，他用畅想和想象“深入现实”
，“他深入的不是静止的眼前的现实，而是运动发展中的、充满活力的、前途光辉的现实”
，“这样，他不仅‘表现’了，就是说写出了他的时代，朝着未来的可能的方向影响他的时代，而且朝着更加遥远更加伟大的可能的方向，远远地走到了自由的王国”
[34]，也就消除了异化的王国。
这些评论很集中地体现了他以“可能”
为中心范畴的新浪漫主义美学的原则。
最后，列斐伏尔后期，将美学批判的重点转向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和文化领域中的异化现象。
他认为当代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导致消费主义的泛滥，人们日常生活的消费已被各种新的传播媒介所操纵，大众文化无孔不入，具有力量的影像日益取代文字，使原先丰富多样的具有独立个性的审美情趣日趋公共化、单一化，繁多的符号体系将世界分割为碎片，造成日常生活领域的全面异化，他激烈地批判道：“在这里异化也是全面的。
它笼罩了全部生活。”
[35]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领域中全面异化的清算与批判，目的是要引导人民群众摆脱“消费控制”
，走向未来“可能”
的非异化的道路，最终达到“完全发展了的、完全从异化中恢复了的所谓‘总体的人”
[36]的浪漫主义美学目标。
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到，列斐伏尔的新浪漫主义美学虽然与卢卡奇的新古典主义美学有着重大的差异，但就其深层思想和内在精神而论，又有其一致性，那就是他们的美学都贯彻了反对资本主义异化、追求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理想的基本思路。
应当肯定，列斐伏尔在美学上对马克思主义是有所发展、补充和丰富的；他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的批评基本上是合理的；他力图把人本主义原则纳入唯物史观中的尝试也有可取之处。
但是，他后期把人道主义原则与意识形态论截然对立起来却是不妥的；而且他想以“可能”
为中心的新浪漫主义美学挽救革命、消除异化，也同布洛赫的“希望”
哲学、美学一样，具有明显的乌托邦即空想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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