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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正是以‘可能’的名义，宣称任何人间的东西都不能使它置若罔闻。
它提倡了解：为了揭露人生的异化，首先要确定何为异化，并且对之加以了解。
然而这些异化现象却躲藏了起来。
它们成了异化了的、碎裂了的私人意识的秘密。
揭开疮疤决不意味着对于人们的冷冷的蔑视，却正意味着对他们热烈的同情，包括他们的内在冲突在内，但这决不至于使我们接受他们异化的东西。
革命浪漫主义调和了浪漫主义的反叛和全面的人道主义。
它有的不是装模作样的激动，却是冷却——表面的冷淡——而这冷淡正是由于它从‘可能’出发，根本反对‘现实’”
。
[28]这段论述“可能”
原则的话十分重要，至少有这样几层意思：（1）新浪漫主义的“可能”
原则面向未来，摒弃向过去倒退；（2）“可能”
原则决不回避现实，而是极为关注人间现实；（3）关注现实首先要了解现实中的异化状况；（4）要揭露异化、抨击异化；（5）揭露异化并非对人的冷漠，恰恰是对人的热烈同情，消除异化正是对人的全面关怀；（6）“可能”
原则强调揭露现实中的异化，就是“根本反对‘现实”
，就是浪漫主义的反叛；（7）关注、揭露、消除人间现实的异化，就是寻求未来人性的复归，走向“总体的人”
，因此，“可能”
原则同时体现了“全面的人道主义”
；（8）从“可能”
原则出发，新浪漫主义综合、“调和了浪漫主义的反叛和全面的人道主义”
。
在此列斐伏尔前期反异化的人本主义思想，在以“可能”
原则为中心的新浪漫主义旗帜下获得了新的发展。
他还认为，目前正处在未来“非异化”
前景到来的前夜，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异化进一步加剧，因为“异化恰恰是在最大的‘非异化’逼近的时候，变得更为剧烈和复杂；因此便必须有对异化的一切形式最为尖锐的意识，才能拒绝这些异化的形式”
[29]，而这种“最为尖锐的意识”
和武器，在列斐伏尔看来就是新（革命）浪漫主义。
列斐伏尔之所以选择新浪漫主义为美学的旗帜，还因为他对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和卢卡奇主张的新古典主义原则均不满意。
他对苏联奉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作了严厉批判，认为这是一个“理论上和实际上的空虚，毫无内容的形式概念”
。
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失误有二：一是把作为政治历史概念的“社会主义”
同作为特定美学概念和理论的“现实主义”
混淆、拼凑在一起，使之不成其为一个真正的美学概念了。
他说，社会主义是一个政治历史概念，“但人们把这个历史概念同一个特定的美学概念，特别是同一种理论混淆起来”
。
二是社会主义本身还在发展，在理论上是一个“未经很好确定”
的概念，在实践上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特别是斯大林主义很难使人们认同，而社会现实主义却被强制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有、而且一定会有”
的美学表现；不仅如此，它还作为固定不变的先验的原则强迫人们接受，用以作为文艺批评的具体标准，就是说预先设定一个社会主义的完美模式，用以衡量文艺作品所描写的社会生活是否符合这一模式，并以此来判定作品的成败得失，因此列斐伏尔尖锐地指出，这是“通过一种诡辩的手法，即是说通过一种奇妙无比的形式逻辑的花样，人们从预先设想的概念（从美学角度提出的概念）出发，把推论的结果看成了评判具体作品的标准”
。
[30]现在看来，列斐伏尔对苏联当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批评相当敏锐，相当深刻，且切中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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