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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对这两个旧浪漫主义运动的政治背景和思想倾向作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加以严格的区分。
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对德国浪漫主义的批评是正确的，因为它对社会、历史、人生所做的宇宙论和神话式解释，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躲避，因而是消报、甚至反动的；而“法国的浪漫主义运动则正好相反，它从法国革命得出了美学上的结论。
它在艺术方面缓慢地、困难地消化了这些结论”
。
[21]他分析了法国浪漫主义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必然联系，指出它虽在大革命遭受挫折之际出现，却依然高举自由主义的革命旗帜，具有强烈的批判资产阶级的革命倾向，“法国浪漫派之所以蔑视市侩，之所以拒绝资产阶级社会和市民阶级，那正是为了革命和民主，那正是因为革命产生的社会既不符合于革命者的愿望，也不符合于他们的价值、思想（即意识形态）”
。
[22]列斐伏尔不仅肯定了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的历史进步性，而且认为它对当代的革命浪漫主义即新浪漫主义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在他看来，面临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及其所导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急需一种像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那样坚持革命理想的新浪漫主义运动，才有可能挽救革命。
列斐伏尔想从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运动中汲取和继承的，仍然是人本主义。
他说：“对于法国浪漫主义说来，自然的概念保存着主要是人本主义的内容；它包含了人与人的平等，人本之善良，以及可以争取到的自由和博爱”
。
[23]这里，列斐伏尔高举的是曾作为法国大革命基本口号的“自由、平等、博爱”
的人道主义大旗。
他高度评价了雨果等浪漫主义作家所创造的人道主义的理想形象，认为“人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浪漫主义创造了人的形象”
，如《巴黎圣母院》中的加西莫多、《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等，就是“活生生的、有代表性的”
“人的形象”
[24]；他还赞扬缪塞等浪漫主义艺术家“是一个追求人、追求人性的‘自由’人——一个自我探索的‘个性’”
。
[25]
当然，新浪漫主义不是对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的简单重复或照搬，而是有重要发展的。
列斐伏尔赋予新浪漫主义美学的“新鲜血液”
以“可能”
为中心的反叛异化现实和面向人道未来这两方面的内容。
历史上的浪漫主义有面向过去的（如德国的浪漫主义），也有面向未来的。
列斐伏尔的新浪漫主义美学与布洛赫的“希望”
哲学一样，把理想寄于未来，所不同的是他不是以“希望”
、而是以“可能”
作为首要原则：“掌握在‘可能’手中的人，这便是革命浪漫主义态度的第一个定义，第一个判断。
或者说是它的第一条定理也可以”
。
[26]为什么把“可能”
看得如此重要呢？因为在他看来，“可能”
既是反对现状、走出现状、走向未来的一种目的和趋势；又是立足于现实、从现实出发，具有走向未来的种种条件。
他说：“‘可能’是与‘实在’对立的，但却又是‘实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实在’运动的一部分”
，“‘可能’作为一种捉摸不定的前途展开在我们眼前”
。
[27]更重要的，他的“可能”
原则是关注现实、反叛异化现实的，完全不同于有些旧浪漫主义逃避现实，把理想寄托在对人类远古时代、上古时期或中世纪生活的回归、实即倒退上，他主张“革命的浪漫主义摒弃这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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