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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追踪文学的深层结构。
结构主义的“结构”
一词，通常是指事物内部的复杂关联，它是不能被直观，而是应凭借思想模式来探掘、来建构的，这样得到的是文学的深层结构。
在这方面，列维-斯特劳斯对俄狄浦斯神话的分析（详见下文）提供了典型的个案材料。
再如，美国结构主义文论家居莱恩提出，文学史也“有一种系统或结构化倾向”
，“在那缓慢然而又是不停变化的整个文学领域内存在的一种顽强、深刻的‘秩序意志’”
[8]，就是文学发展背后的深层结构。
第四，在文学符号学和叙事学上有深入研究。
结构主义美学、文论对于作者、读者、社会生活等几个方面关注甚少，它突出研究的是文学作品的层面。
而在对文学作品的研讨中，它注重对作品结构作客观分析，被分析出的作品元素往往用某些符号来表示，这就使它在文学符号学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另外，往往叙事作品的结构要比抒情作品复杂，因此，对包括神话、史诗、民间故事等文体在内的叙事作品的研究，在结构主义批评中占有很大分量。
应该说，从事文学符号学和叙事学研究，可以是采用结构主义方法或立场，也可以不是，两者间没有等同的关系。
只是在这种研究视角中，结构主义研究占了一个相当重要地位。
三法国结构主义美学发展概况
结构主义美学、文论并不是法国所专有的，然而，它的主要代表人物以及在全世界产生的影响则集中在法国，因此，这里着重介绍法国的结构主义美学的概况。
从美学和文论史看，法国结构主义是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结构主义的逻辑延伸。
20世纪20—30年代，原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雅各布森移居布拉格之后形成的布拉格学派，一方面仍将文学“形式”
作为研究重点；另一方面又开始研究远为抽象的文学“结构”
，它是从俄国形式主义发展到法国结构主义的中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拉格学派因其“形式主义”
的性质而受到批评，1950年该学派解体，好些成员又移居到德、法等国，给西欧学术界带去了新的思想。
雅各布森吸收了索绪尔的观点，并与列维-斯特劳斯一起发展了结构主义思想。
列维-斯特劳斯在雅各布森主办的《言词：纽约语言学集团杂志》上发表了《语言学结构分析与人类学结构分析》的著名文章，建立了结构人类学理论，并正式运用了“结构主义”
这个名词。
他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南美印第安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解释其亲属制度、图腾制度和神话故事，为结构主义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2年他对萨特存在主义的批评，标志着结构主义思想的中心已迁移到法国。
法国结构主义的崛起不仅在于它对存在主义的有效反拨，而且也在于它涌现了一批理论上的优秀代表人物，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
在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涌现了前、后“四子”
作为突出代表。
“前四子”
是列维-斯特劳斯、米歇尔·福柯、路易·阿尔都塞和雅克·拉康；“后四子”
是罗兰·巴特、A·J·格雷马斯、茨维坦·托多洛夫和克劳德·勃瑞蒙。
前、后四子共八人，其中，前四子加上罗兰·巴特，被人称为结构主义的“五巨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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