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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基本看法有其合理的一面，即从主客体相互作用中认识文学创作。
不过如何更深入细致地用皮亚杰理论来说明文学现象，戈德曼的论述还过于粗糙。
另外，“有意义的结构”
还有一个重要特征，这就是它处在一个从部分到整体和从整体到部分的不断的循环过程之中。
戈德曼指出：“从这种观点来看，真正重要的作品和——通过创作者——归根结底碰巧是创作的真正主体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与作品的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关系属于同一范畴。
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都是一种理解性的结构的部分和整体之间的一些关系。”
[28]他认为，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有意义的结构”
，首先是与包含它的整个社会大结构联系在一起。
这样，只有从整体（包含文学作品在内的社会大结构、作家心理的中间结构）与部分（作为“有意义的结构”
的文学作品）的不断的循环过程中，我们才能深刻地把握住文学作品。
这与伽达默尔“解释学循环”
理论不谋而合。
正因为有意义的结构具有上述一些特征，所以它对文学就十分有价值。
作为一种“有意义的结构”
，文学作品之所以被社会所接受，就是因为它具有种种功能，而这种种功能就植根于这种特殊结构本身的性质和特征之中。
比如，文学作品成为一个更大范围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这样，一方面它对于社会有价值，因为不考虑文学作品这种“有意义的结构”
的功能和意义，就不能理解它本身。
而当文学作品与人类的社会相联系时，那么它的结构便具有了功能性。
戈德曼正是通过“有意义的结构”
范畴，把个体与集团、文学与社会、审美与历史联系在一起，指明了个人主体的结构只有融入超个人主体的集团意识即世界观的社会结构中去，文学作品本文的意义才能在更大的总体性文化结构中得到说明。
他虽然并不否定艺术家个人的创造作用，但他认为这只是次要的，从发生学结构主义来看，个人的创造最终为集团的世界观所支配。
他说，“文学创造的集体性来自这一现象：作品世界的结构与某些社会集体的精神结构是同源的，或者有着可理解的关系，而在内容方面，也就是由这些结构所支配的想象世界的创作方面，作家有着完全的自由。
他的个人经验的直接运用，对于创造这些想象世界来说也许是常有的和可能的，但绝不是主要的”
。
[29]
从这种发生学结构主义立场出发，他提出评判艺术作品高下优劣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尺度，也在于其与集团意识、倾向特别是阶级意识的结构是否相吻合、一致。
戈德曼认为，艺术作品的魅力在于它是一种有凝聚力的内在结构。
它在表现集团意识时，赋予集团意识以凝聚力。
一般的集团意识，如家庭、行业、民族、邻里的集团意识是缺少凝聚力的。
由一切社会集团共同影响的个体意识也是没有凝聚力的。
通过对各社会集团进行系统分析就会发现，最简化单一、最有凝聚力的社会集团是社会阶级，最有凝聚力的意识形态便是这些阶级的世界观。
这样，伟大作品内在结构所具有的凝聚力就同社会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心理结构具有异质同构关系。
因此，在戈德曼看来，正是作家的社会集团世界观渗透了并指导着作家对文学意义的探求。
因此，一切艺术家都不过是阶级这个实际创造主体的代言人，世界观则是使伟大作品具有凝聚力的内在结构的发生根源。
据此，戈德曼提出他衡量伟大作家和作品的基本尺度：“伟大的作家恰恰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个人，他在某个方面，即文学（或绘画、观念艺术、音乐等）作品里，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一致的、或几乎严密一致的想象世界，其结构与集团整体所倾向的结构所适应；至于作品，它尤其是随着其结构远离或接近这种严密的一致而显得更为平凡或更为重要。”
[30]不过戈德曼也强调文学的双重性质，即“既是高度个性化的，又是高度社会化的”
。
文学意义从来也不是某种世界观的简单复制，恰恰相反，作家大大推进了结构的前后连贯的程度，而这种前后连贯，迄今为止，集体意识的本身只不过是以一种大致不差的现成方式来获得。
[31]戈德曼至少打算解释，文学既是创造性的，又是受制约的，既是独立的，又是决定了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复杂观念。
这一观点是辩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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