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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曼曾对自己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美学方法作了如下概括，他说：“凡是伟大的作品都是世界观的表现。
世界观是集体意识现象，而集体意识在思想家和诗人的意识中达到观念或感觉上最清晰的高度，思想家和诗人在作品里也表现世界观，而史学家则使用世界观的概念去研究作品，把世界观运用到作品文本时可以帮助他得出：（1）所研究的一切著作中主要的东西。
（2）整部作品中各组成部分的意义。”
[32]
这种方法的特点是适合于人文科学研究，是“科学地研究文学和哲学的方法”
。
戈德曼创立这种方法，一方面吸收了当时语言学结构主义的思路，另一方面又努力克服其无视人、忽略历史的弱点。
他越过人主题（世界观）作为真正的历史主体置于结构的中心地位，解决了这一难题。
他说：“以语言学作为基础的结构主义是目前人文科学中强大的理论运动。
因此，把结构主义语言学作为它的规范，这样的结构主义就最终否定了人的创造作用，而将一切创造因素都归为结构。
在人文科学中目前最尖锐的争论是，究竟是人，还是结构，引起了历史的变化。
与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结构主义相反，发生学结构主义断言，无论如何，结构不断取代人作为历史的主体。”
[33]这是一种人与结构相结合，历时和共时的独特的结构主义方法。
此外，他还从作品内部统一性和异质因素角度表明了自己的方法与一般结构主义的区别。
他从发生学结构主义出发，指出：“伟大的文学、艺术或哲学的作品都极可能构成凝练而有意义的结构，因而，客体‘划分’似乎是在—开始就进行的。
然而，注意对这种假设的绝对信任的**，尤为重要。
实际上，作品可能包含着那些应与其本质的统一性相区别的异质因素。
而且，尽管对于那些孤立的真正重要的作品而言，作品统一性的假设似乎完全可能，而在我们探讨同一位作家的全部创作时，这种可能性就大大减少了。”
[34]在此，戈德曼有同结构主义一致之处，即承认伟大作品存在着内存的统一结构；又有同结构主义不一致之处，即指出同一作品内部或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内存在着背离结构统一性的异质因素。
二《隐蔽的上帝》中的三角模式：发生学结构主义美学的应用
如前所述，发生学结构主义美学的基本原则是，分析和揭示具体作家、作品的内在精神在结构上与某个阶级、集团世界观的一致性及其程度，并以作家、作品是否体现了社会阶级、集团的世界观所具有的凝聚力，作为其文艺批评最重要的美学标准。
《隐蔽的上帝》正是应用这一原则进行文学批评的范例。
《隐蔽的上帝》是戈德曼的代表作，该书用发生学结构主义方法分析拉辛、帕斯卡尔等人的创作。
他指出，拉辛作为诗人与帕斯卡尔作为哲学家在个人心理上是截然不同的，但他们的作品之间却“存在着相联关系”
，他从拉辛和帕斯卡尔的作品中发现他们共同的东西.“即存在一种不再是纯个人的，并通过他们的作品表现出来的现实。
这就是世界观”
[35]，就是对理性既肯定又否定的矛盾的世界观。
他对拉辛的悲剧《安德洛玛刻》、《布里塔尼乔斯》、《贝蕾妮斯》、《费德尔》等进行了结构分析，发现其所有作品大都体现了上帝、现世、人这一共同的范畴结构，三者之间又有一个三角模式（图一）：
图一
图二
其中作品悲剧主人公作为个人总是在上帝和现世的夹缝中求生存，人在世间既找不到上帝，又不满现世的王权统治，没有出路，而上帝和王权却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共同对悲剧的主人公施加压力酿成悲剧。
如他分析《费德尔》一剧时将上述三角具体化为（图二）：
此剧中维纳斯和太阳神扮演了上帝的角色，他们为费德尔的道德意识支配着；而希波吕托斯和忒修斯则代表现世的反道德意识影响费德尔，在这两种世界观的冲突中，费德尔时时误入歧途，向女儿的情人表白爱情，因而陷入了悲剧。
而且，戈德曼对拉辛悲剧的分析也没有停留在作品本身，而是把作品中的世界观与17世纪法国某些社会集团的意识心理结构联系起来，认为拉辛的悲剧观与17世纪穿袍贵族和詹森主义的宗教运动的世界观有同构对应关系。
作为天主教的非正统派别的詹森主义，用神秘主义的帷幕隐藏着一种社会必然发生变化、动**的理性主义思想。
詹森主义运动在隐蔽的上帝的权威和人类世界的理性主义的夹缝之间，矛盾重重，其世界观仍然是一个三角形结构（图三、图四）：
图三
图四
他还认为，拉辛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他的戏剧与穿袍贵族、詹森主义的世界观以及17世纪的法国社会三者都形成三角形的同构对应，这样就形成了文学与意识形态、与历史的同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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