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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拉辛的作品充分体现了社会集团的世界观，因而美学价值较高，成了不朽之作。
戈德曼还论述了帕斯卡尔的悲剧思想与理性主义的关系，并以帕斯卡尔的理性思想的内聚力的成功之处与大多数理性主义者的彻底失败相对照进行分析。
帕斯卡尔在青年时代就曾积极致力于废除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主要基石之一——自然“对真空怀有恐惧”
的思想。
他特别推崇当时两个刚刚立住脚的意识形态：怀疑主义和机械论的唯理论，也十分推崇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笛卡儿。
他认为笛卡儿等人的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意义在于，在社会领域里建立了公正和自由；就智力方面来说，它建立了机械物理学的精神体系。
他指出，笛卡儿也信仰上帝，但在他的哲学中，上帝的唯一作用是给予世界以轻轻一击，使它运转，以后便别无他事可做。
就日常生活而言，理性主义更加倾向于接受一个通过理性秩序和世界的普遍法规来表现自己的上帝。
戈德曼指出，用理性主义思想和用悲剧的幻象来看待社会和人类问题的角度是相同的，两者都认为个体无法找到任何空间和社会的指导原则；对它们来说，即使协调一致确实存在于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中，这也不过是理智的和自私的想法（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自发地互相作用的结果。
两者的不同在于，理性主义接受事情的这一面，相信这是基本的、必需的，这表明了它真正的宗教品格，认为理智能够发现真理；悲剧的幻象则置身于数学王国，因此它清楚地明白这一世界的不足。
由此，我们也可勾勒出帕斯卡尔的思想的三角模式（图五）：
图五
戈德曼指出，帕斯卡尔的《思想录》跨越了横亘在物理和宇宙论的事实与人类事实之间的鸿沟，体现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悲剧性冲突。
卢卡奇后来重新阐述的正是这一点。
卢卡奇认为上帝清晰的声音不再主宰人类的命运，因为曾创造了生命的声音现在已归于平静。
人类必须独立生活，上帝的声音永归于宁静，这就是人类注定被征服，注定毁灭于胜利，终归于失败的原因。
因此上帝的声音不再直接召唤人类。
这种“隐蔽的上帝”
构成了悲剧思想的核心。
戈德曼指出，直到今天，我们仍难以把握“隐蔽的上帝”
的真实含义，就笛卡儿哲学观来说，尽管上帝总是存在但从未出现这个观点，是一个符号逻辑和可以接受的看法，就帕斯卡尔来说，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悲剧的人而言，隐蔽的上帝以一个比经验和直觉更为真实更为重要的方式存在。
上帝常存又不常存，这就构成了悲剧幻象的真正中心。
与理性主义者的上帝相同的是，悲剧的上帝确实没有从外部给人类带来任何帮助；不同于理性主义者的上帝是，他没有给人类提供他自己力量有效性的保证。
就这样，《隐蔽的上帝》运用发生学结构主义方法对拉辛和帕斯卡尔两种不同类型的作品作出了独特而深刻的分析，揭示了两者世界观结构上的共通性。
三小说形式与资本主义社会“同构”
论
戈德曼并不满足于仅仅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中应用发生学结构主义美学原理，晚年，他更致力于对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小说在形式上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结构关系的探索。
在他主持布鲁塞尔利布尔大学文学社会学研究中心时，就集中探讨了这一课题。
这一研究相比以前的研究有两方面的推进：一是从具体作品的结构分析上升为对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整体的结构进行分析；二是从主要着眼于作品思想与特定社会集团意识（世界观）之间的关系研究，拓展为研究文学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构关系，从而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层次深入到社会经济基础的层次。
他提出：“小说社会学涉及的最首要的问题，就是小说形式本身和使它得以发展的社会环境的结构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和现代个人主义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
[36]
为了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来直接说明小说形式这种文学现象，戈德曼提出了一种“同构”
论。
这使他的研究“涉及经典小说的结构与自由经济中交换结构之间的同源性，另一方面也涉及它们二者在未来的演变过程中仍存在的某些类似”
。
[37]两者之间的这种结构上的“同源性”
与发展中的“类似”
，就是“同构”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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