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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小说的社会学》一书中，他明确地指出，在一个随着市场而进行调整的商品社会中，小说的形式与一般拥有财产的人们的日常联系之间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同构”
论。
他认为，尽管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具有极端复杂的形式，然而只要仔细分析，小说的复杂形式其实只是人们每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形式，用他的说法就是：“小说形式实际上是在市场生产所产生的个人主义社会里日常生活在文学方面的搬移”
[38]；因此结果证明，“在一个为市场而生产的社会里”
，即资本主义社会里，“小说的文学形式和一般来说人与财富、广而言之人与人的关系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的同源性”
，就是说，重要的小说式样的结构和经济生活中的交换结构是严格同构的，“这种同构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人们可以说，同一种结构自身就表现在两种不同层次上”
。
[39]显然，极端强调文学与经济基础的同构性乃是戈德曼美学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
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研究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如何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换关系发生同源、同构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论述这种同构性的同时，戈德曼还引入一种中介因素，即在文学与经济基础的同构之间，往往还存在着一种既与文学作品、又与经济基础同构的集体意识即世界观。
他认为，文学作品并不是一种实际的既定世界观的单纯反映，而是某一特殊集团的集体意识的升华。
据此，他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作家所属的特定社会集团的世界观妨碍了经济结构对文学的影响，并协调了两者的关系。
这种世界观好像提供了一个透镜，通过这个透镜，经济结构在它感觉到它影响文学意义之前就已受到了折射。
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除经济和小说结构之间这些协调作用却与众不同，因为资本主义思想无处不在，一切无不受其影响，其他任何世界观都为其压倒。
按照这一思路，戈德曼把从19世纪中叶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到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小说形式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演变是对应的。
他把这种同构、同步发展概括为：
（一）以竞争的市场出现为特点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经济的自由竞争的放任主义使小说的注意力集中于主角个性的自我发展上。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走向垄断，主人公个性特点也逐步消亡。
（二）19世纪末到1910年之间，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达到空前繁荣阶段，这种经济上个人自由的“消逝”
被转换到小说中，表现为社团和集体的价值观念取代个人自由作为小说的内容。
（三）1945年前，这个时期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为其特征，与此相应的是，在小说中性格的瓦解。
（四）1945年后，后期资本主义开始“创立一个由自主的……客观物体构成的世界”
。
在结构上它被转换为诸如罗布-格里耶的小说，其中人的个性已被贬低到物的地位。
戈德曼的“同构”
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观点，高度强调文学作品与经济基础、社会集团精神结构的同构时，也看到了文学具有的某些特殊性；不过，他的“同构”
论对于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则重视不够，特别是戈德曼把上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纳入他事先构想的小说发展的框架之内，显得十分生硬，具有某种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伊格尔顿认为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美学虽然很有辩证性，但也存在重大缺陷，“它把社会意识看成是社会阶级的直接反映，正如文学作品成了种种意识形态的直接反映一样。
换言之，他的整个模式过于讲究匀称，不能适应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特点，如辩证的冲突和复杂性、不平衡性和间断性。
在他的后期著作《小说社会学》中，这种模式实质退化成了一种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机械论了”
。
这个批评是一针见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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