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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多洛夫不仅对叙事学研究作了结构主义的研讨，还对文学研究的其他方面也作了类似的探索。
如在文学史研究上，他提出了几种文学史模式，其中包括：“植物生长模式”
，认为文学文体经历了生长、成熟、衰亡等过程，代代承传；“白天—黑夜模式”
，即一种文学潮流之后，往往兴起与之相反的另一种文学潮流；“万花筒模式”
，即文学史上各种风格、文体、流派的兴衰替继，不过是在原已具有的文学因子上重新排列组合而成，相当于万花筒中那些碎纸屑之类，经转动后就呈现出千姿百态。
托多洛夫提出这些模式的用意在于，要使看来变化着的不同时期的文学现象在一些基本框架中展现，从而使得文学研究有规律可循。
他还曾指出，“在诗学历史上似乎有从‘有机’模式（一种文学形式的产生，发展，成熟，死亡）到‘辩证’模式（命题——反命题——综合）的过渡”
。
如果说，托多洛夫用“模式”
的方法来说明文学史的基本状况体现了从共时立场来处理历时对象的方法论特征的话，那么，在这里模式的过渡一说则是将共时的系统重新用历时的方法来编码，从而使得共时与历时的研究有了一种平衡。
这也多少可以克服一些结构主义文论非历史化的偏差。
托多洛夫的叙事学美学理论涉及的范围很广，从作品阅读到“语法分析”
，从诗学到叙事学，以典型作品的示范分析，来论证其叙事学的普遍适用性；他还扩大了叙事学的研究范畴，把叙事学从对神话、民间故事的研究转向叙事体的主要形式——小说，这是他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叙事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不过他的理论也留下了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他在用语言学方法对叙事结构进行分类和具体分析叙事文学作品时，常常显得非常烦琐。
不过托多洛夫坚持认为他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存在叙事语法的设想，并且语言与叙事之间存在基本相似，二者是相互对应的。
他坚信结构主义的信条，认为文学是语言的基本显现，文学作品归根结底是关于“语言”
的作品，认为作家所做的无非是研究语言。
他的一系列文章都把叙事作品的根本主题看成语言即叙述、讲故事本身，如《天方夜谭》突出强调的只是“叙事等于生命，没有叙事便是死亡”
[46]，甚至当他分析法国18世纪作家拉克洛（P.ChoderlosdeLaclos）的较复杂的小说《危险的关系》时，也竭力引向写作本身，把写作（语言）行为上升为小说中故事的地位，并推演为叙事文学的普遍规律。
他说，拉克洛的作品表明“每一部作品、每一部小说都通过自己的情节结构讲述自己构成的故事，自己的历史”
，它体现了“一切文学创作中这一事实”
，即“一部作品的意义在于讲述自身之中，在于谈论自己的存在之中”
，“在此，被讲述的故事，生活的故事正好在讲述的故事、文学的故事开始的地方结束”
。
[47]这样，他实际上就把一切叙事文学作品的内容都引导、归结为叙述即语言本身。
这固然符合20世纪欧美人文科学发展的大趋势——从历史分析转向结构分析，而且托多洛夫的叙事学美学本身又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其中大有发展余地，这对建立、发展当代叙事学理论有重要启迪。
然而，他的最大失误存于切断了文学与社会、历史的血肉联系，把文学看成一种纯语言的活动，对叙事文本只局限于作语法（主要是句法）的分析。
这样，广阔的社会历史就完全在他的视野之外了。
正如詹姆逊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结构主义阅读、叙事理论“把一部作品的内容视为语言本身”
，“这并不是个别批评家的偶尔所为或独有的癖好，而是这个模式自身固有的一种形式扭曲”
[48]，因此，它最终无法解释作为社会现象的文学作品的无限丰富性及其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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