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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施莱尔马赫这里已提出解释者对文本的解释超过了作者对文本的解释和看法，实际上已不把完全忠于、恢复作者原意看成解释学的目的和任务了。
而且，解释者的“预感”
参与理解活动，也不可避免渗入主观性而偏离作者原意。
这可以看作海德格尔理解的前结构和伽达默尔“合法的偏见”
的前奏。
与此同时，他还看到了解释学“语境”
问题的重要性，认为语境变化也会导致理解意义的某种变化。
他以对历史上艺术文本的解释为例，指出：“从艺术作品的原先目的出发，它只有部分的可理解性。
当艺术作品一旦脱离了原先的语境，它就会丧失它的意义中的某些东西”
，“当植根于原先土壤中的艺术作品一旦从其生长环境中脱离出来进入一般的交际中去，它就会丧失原先的意义，就好像从一场大火中抢救出来的那些带有燃烧痕迹的物品一样”
。
[7]这样，他不但从解释者的“预感”
行为，而且从被解释文本语境的变化中，看到了要通过解释重建作者和文本的原意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这与他把解释学定义为“避免误解”
的学问是正相矛盾的。
这也可看作施莱尔马赫解释学思想的内在矛盾。
施莱尔马赫还强调了“解释学循环”
问题。
“解释学循环”
最早是德国语言学家弗里德里希·阿斯特提出来的。
施莱尔马赫对此概念加以发挥，并将它置于自己解释学理论的中心位置上。
他认为，解释学作为一门避免误解的学问，应当由正确的方法加以保证，其中之一就是解释学循环。
解释学循环是指，理解应当不断地从整体返回到部分，又从部分返回到整体。
他以文学文本为例，把部分与整体的解释学循环区分为两个方面：（1）客观的方面，指每一文学文本都归属于作者全部作品的整体之中，而该作者的全部作品又归属于特殊的文学流派的整体或全部文学的整体之中；（2）主观的方面，指同一文本作为某一创造要素的体现，又属于它的作者的内心生活的整体。
对一文学文本的充分理解只有在这种主观和客观的整体中才能达到。
他还认为，解释学循环在“顿悟活动”
中达到了顶峰。
靠着这种顿悟活动，理解者就把自己置入作者写作时的精神状态之中，从而消除了关于文本的一切难解之处。
这时，解释学循环也最终消失了。
施莱尔马赫也十分重视理解的语言性。
他在论述解释学循环时，突出了语言问题，他说：“这里存在着循环：只有具有一种专门知识才会出现临时性的理解，而这种专门知识又来自于对语言的一般知识。”
[8]他认为构成文学作品的语言具有两个不同的特征，即语言的公共性和思想的个人性。
语言的基本目的是表达思想，进行人际交流，因此必须具有一套公共的法则，这就使得语言具有了公共性。
另一方面，语言又总是被个人所使用的，只有包含了个人的思想感情之后，它才发生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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