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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的历史性，构成了文学接受的历史之链。
尧斯在此一方面继承了伽达默尔关于艺术的存在方式包括其观赏者的观赏活动在内的本体论解释学思想，把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看成为包括读者阅读活动在内的“文学事件”
；另一方面发展了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
理论，提出了建立新的接受文学史或“效果历史”
的基本原则。
他想要把一部文学史描绘为新作品与读者原有期待视界从矛盾（审美脱离）到统一（通过“视界的改变”
来克服距离，再从新的矛盾到新的统一）这样一个不断打破旧平衡、建立新平衡的“效果”
历史过程。
这个过程包括主客体两个方面。
文学作品作为审美客体，它内在的意义，是通过读者在接受中“视界的改变”
而得以实现的，“对深藏在作品中、并在其历史的接受阶段中得以实现的意义来说，当它向理解的判断（指读者——引者）显示自身时，它是潜能的连续展开”
。
作品潜在意义是在读者视界的历史改变中逐步显示出来并实现自己的。
而从接受主体来看，也须在世代相续的理解中不断改变自己的视界，并与作品所代表的作者和传统的视界达到某种程度的“视界的交融”
，才能深入理解作品的底蕴。
很明显，这个思路不但吸收、发展了伽达默尔解释学有关“视界交融”
和“效果历史”
等观点，也吸收了形式主义美学的某些成果，但它把形式的辩证运动纳入到读者接受的视界改变与交融的辩证运动中了。
在这里，文学与读者关系的历史内涵就表现为，“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
在这一接受的历史过程中，对过去作品的再欣赏是同过去艺术与现在艺术之间、传统评价与当前的文学尝试之间进行着的不间断的调节同时发生的”
。
就这样，尧斯利用“视界的改变”
和“交融”
等范畴把文学史的框架搭建在读者的接受活动的基础上，搭建在“理解”
和“经验”
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文学史研究的构想。
尧斯并没有重犯形式主义割断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的错误，而是暗中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始终把读者接受的历史同社会的“一般历史”
结合起来。
他指出“文学史的任务”
之一在于把文学史自身看作“与‘一般历史’的唯一联系中的‘独特历史’”
。
他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是，对文学的社会功能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加以探讨：“作品的社会效果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充分体现其真正的可能性：接受者从阅读中获得的经验进入他生活实践的期待视界，修正他对于世界的理解并且反过来作用于他的社会行为。”
这就是说，文学的社会功能是通过改变读者的期待视界实现的。
“只有从这种视界改变的角度去观察，对文学效果的分析才达到读者的文学史的尺度。”
这就实现了文学的效果与文学的接受之间的统一，把文学的效果史同接受史统一起来作为文学史描述的重点。
更重要的，这样就解决了文学史研究中的审美方面与社会历史方面的长期对立的片面性，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文学史按照这种方式在形成一种连续性的作品和读者对话的视界中去加以考察，那么其审美方面和历史方面之间的对立就可以不断得到仲裁，那种被历史主义所割断的文学的过去面貌与现在经验之间的联系线索就会重新被加以连接”
。
文学史——效果和接受的历史，这一破天荒的大胆设想，对于传统的文学史研究，不啻是一个有力的挑战，也是尧斯对解决“文学史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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