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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在《隐含的读者》中，他提出了写一本审美愉快的发现史的建议，认为发现是“一种美学的空白，这种空白是同时按个人的和历史时代的性质来进行不同的填充的”
。
他勾勒了从班扬到贝克特的小说演进中“发现”
内容的变化史：17世纪末，“发现”
是重新提供保证，使人们由于加尔文主义“前定”
教义引起的苦恼得到缓解；18世纪，小说力图“发现”
抽象的人性、道德、真实等先验事物；19世纪“发现”
转向对主体性的关注，而同现实的习俗常规对立；20世纪“发现”
又导向对个性本身的质疑。
伊瑟尔还通过小说发展史的叙述，暗示现代小说越来越趋向于多义和含蓄，其中空白、空缺和否定性越来越多，因而对现代读者的再创造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这些思考不能不说是独特而富有启发性的，虽然这些观点未能系统深入地展开。
与尧斯相比，伊瑟尔的理论并无更多创意，但它借助现象学的理论将各种读者反应理论系统化，并上升到现象学描述的高度，从而对英美的读者反应批评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伊瑟尔和尧斯虽然都大力倡导接受美学，都把研究重点从作者、文本转向读者，但两者的具体研究方向和关注重心是大不相同的：尧斯主要接受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影响，从文学史研究入手，力图克服文学和历史的鸿沟，伊瑟尔则深受英伽登的现象学美学影响，从研讨新批评和小说叙事理论起步，全力建立阅读现象学；尧斯注重对文学接受作社会历史的考察，伊瑟尔则偏爱细致地分析个别文本与读者的具体关系。
所以，美国学者霍拉勃指出，“如果我们说尧斯研究的是宏观接受，那么，伊瑟尔研究的则是微观接受”
。
这一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作为一个学术流派，接受美学在80年代中期以后已过了顶峰期，但是它提出的许多主张和观点却渗透到西方许多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的研究中，其影响是深远的。
接受美学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它从强调读者阅读的角度切入，恢复了被形式主义美学切断了的文学同历史和现实、同社会之间的联系，同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基本方向相一致。
第二，它倡导总体性研究，突破了传统研究方法的单一性和片面性，拓宽了研究的视野和思维空间，使那些单靠研究作家或作品文本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文学相关性问题、作品的影响变化和历史生命的问题等，能在作家、作品、读者三环节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考察中得到解决；而且，能更深刻、准确地从全方位上和动态中把握文学活动的本质。
这是符合辩证法的，不能不说是对传统美学的重要推进。
第三，它把读者的作用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把文学作品看成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结果，认为读者也参与了文学作品意义和价值的创造，这些观点一方面克服了历来文学研究忽视读者的片面性，另一方面突出了文学同接受者的联系，暗示了文学的生命在人民（读者）之中，实质上确立了文艺的目的是为人民大众的思想，为大众文艺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四，效果史观和阅读现象学都对传统文艺学、批评观提出了挑战，对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新思路、新方法。
但是，接受美学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
它过分强调了读者的作用，相对忽视了作家在文学活动中的主导地位，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矫枉过正”
之弊；它把文学作品的意义和审美价值看成主要决定于读者的期待视界和经验，易导致人们得出文学作品的意义、价值纯然是主观的、相对的，不受作者意图、作品内涵和艺术成就制约的结论，因而为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美学理论留下了可乘之机；它对读者的另一方面重要作用——通过阅读选择的反馈机制来制约、影响作者的创作意图、**等——未予充分注意，因而不够全面、辩证。
它虽提出了自己的文学史原则和批评模式，但缺少运用接受美学进行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实际成果（虽然也有一些，但可操作性差，很难推广），因而至今仍较多停留在理论层次，限制了接受美学的广泛应用。
[1]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275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24页。
[3]尧斯：《审美经验和文学解释学》，“序言”
，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2。
[4]参见《读者心中的文学：感受文体学》，《读者反应批评》1980年英文版，中译文载《外国文学报道》，1987年第1期。
[5]卡勒：《文学能力》，载《读者反应批评》1980年英文版，中译文载《外国文学报道》1987年第8期。
以下有关卡勒阅读理论的引文均出于此文，不再另注明。
[6]见《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霍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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