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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同传统文学史的影响论把影响仅仅看成前辈对后辈的传授、统治、左右、支配，以及后辈对前辈的单纯吸收、学习、模仿、继承，显然完全不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传统影响论的叛逆和颠覆。
在《误读图示》[126]中，布鲁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他的“影响即误读”
理论，十分鲜明地体现出某种解构主义的意向和色彩。
首先，他认为阅读总是一种“异延”
行为（典型的德里达解构术语），因而实际上阅读几乎是不可能的。
解构主义认为文学的文本是语言的文本，而语言的意义是不确定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固定的对应关系，只有能指之间永无止境的意义转换、播撒、异延，而这一切只发生在阅读过程中。
因此，文本意义是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它同作者原先写作文本时的意图不可能完全吻合，总是一种延迟行为和意义偏转的结果。
所以，寻找文本原始意义的阅读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阅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写作，就是创造意义。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解构主义思路，布鲁姆提出，“阅读，如我在标题里所暗示的，是一种延迟的、几乎不可能的行为，如果更强调一下的话，那么，阅读总是一种误读”
。
其次，他重申了“影响即误读”
的观点。
他坚持认为，“影响”
“不是指从较早的诗人到较晚近的诗人的想象和思想的传递承续”
，相反，“影响意味着，压根儿不存在文本，而只存在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则取决于一种批评行为，即取决于误读或误解——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所作的批评、误读和误解”
。
这里又涉及解构主义另一重要观点，即不存在任何原初的其他文本由以派生的原文，一切文本都处在互相影响、交叉、重叠、转换之中，所以，不存在文本性，而只存在“互文性”
，只存在种种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或互为文本的关系。
据此，虽然文本出现的时间有早有迟，但早出的文本不一定就是影响者，晚出的文本不一定就是被影响者。
因为，晚出者对早出者的误读或修改，实际上就是对早出者的影响。
布鲁姆把这一解构主义“互文性”
观点用于考察文学影响问题，就得出了“影响即误读”
的结论。
既然影响意味着互文性，也即意味着诗人间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的实质也就是诗人间互相阅读，更确切地说是误读的关系。
布鲁姆认为，这种一诗人对另一诗人的批评和误读行为，“实质上同每一位有能力的读者对他所遇到的每一个文本所作的必然的批评行为并无不同。
这种影响关系支配着阅读，就像它支配着写作一样，因而阅读是一种误写，就像写作是一种误读一样”
。
误读是全部诗歌史乃至文学史的影响关系的实质。
这是解构主义对传统文学史观的反叛，即对把文学单纯看作是传递、承续、延伸的观念的巨大冲击。
它更强调的是文学发展中的创造、更新和突破。
再次，布鲁姆还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影响关系中的误读行为。
他认为诗人的创造性阅读（和写作）“将关系到别人，也关系到他自己，于是，他被置于修正主义者的两难困境之中：他既希望发现他自己同真理的原始关系究竟是在文本中还是在现实中（无论他是否把现实也当成文本）；但是他也希望向所接受的各种文本展露他自己的痛苦，或者展露他想要诉诸历史的痛苦的事情”
。
这就从心理矛盾的角度揭示了误读的必然根源，也为文学影响关系中的“互文性”
提供了心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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