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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不仅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中独树一帜，而且直接为其第二阶段的“影响即误读”
理论作了铺垫。
布鲁姆学术研究的第二阶段即解构主义阶段的主要贡献，就是吸收了德·曼的“误读”
论，并运用于对美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影响研究，创立了举世闻名的“影响即误读”
理论。
这是他对耶鲁学派解构主义美学的独特贡献。
布鲁姆最初提出“影响即误读”
论，是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
这一理论，主要是就英美浪漫主义诗歌史上一些“强者诗人”
（stro，亦译“强劲有力度的诗人”
）接受前辈的影响而言的。
他认为，这种“影响”
不是对前人的承继，而主要是对前人的“误读”
、修正和改造。
他对诗和诗论的传统总体上持否定态度。
他认为当代诗人就像一个具有俄狄浦斯“恋母情结”
的儿子，面对着的是“诗的传统”
这一“父亲”
形象。
两者是绝对的对立，后者企图压抑和毁灭前者，而前者则试图用各种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误读”
，来贬低前人，否定传统的价值观念，从而达到树立自己的诗人形象的目的。
这是一种故意反常的“修正主义”
。
据此，布鲁姆认为，误读实际上是后辈与前辈的斗争和冲突，一部诗歌史，至少部分地是伟大的诗人们同他们的伟大前辈们之间的斗争，譬如布莱克就是在为摆脱弥尔顿的决定性影响和“重写”
《失乐园》的斗争中确立起来他自己的天才地位的；同样类型的创造性的冲突或张力也存在于维吉尔与荷马、但丁与维吉尔、弥尔顿与斯宾塞、华兹华斯与弥尔顿之间。
布鲁姆部分地吸收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和术语，把诗歌史上这种后辈反抗前辈的“创造性冲突”
看成类似于儿子与父亲间的必然冲突，它通常包括儿子否认父亲的父权或父亲身份这样一个阶段。
布鲁姆把这类冲突比喻为《失乐园》中的撒旦反抗上帝。
他认为，在这种冲突中，诗人们开拓并“修改”
了他们“前辈天使”
的作品，以便为他们自己清理出发展的空间。
他还总结了一些杰出诗人在开拓和修改其“前辈天使”
的作品时所用的策略和方法，认为自莎士比亚以来的诗歌史，可以概括为一张“误读图示”
，指示出一部误读的历史，而所有这些“误读”
背后共同体现出优秀诗人们竭力突破父辈影响的阴影的焦虑。
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概括道：“诗歌的影响——当这种影响涉及两位强劲有力度的、权威的诗人时——总是通过对较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发生的，误读这种创造性的衔接、联系行为，确实是、并且必然是一种误释。
一部丰硕多产的诗歌影响史，即从文艺复兴起西方诗歌的主要传统，就是一部焦虑和自我适合的歪曲模仿的历史，一部曲解的历史，一部反常、任性、故意的‘修正主义’的历史，而若无这种‘修正主义’，现代诗歌本身也不可能存在。”
就这样，布鲁姆不仅把文学影响归结为创造性误读，而且把一部文学影响史归结为不断对文学前辈误读、误释和“修正主义”
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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