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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说是政治性的丧失。
实际上，伊格尔顿早在关于本雅明的阐释就注意了后现代主义问题，表现之一就是他将一个被视为“无法归类”
的本雅明阐释为马克思主义的本雅明，而对于本雅明的后现代主义以及其他维度视而不见，这显然意在与后现代主义切割开来。
伊格尔顿认为，解构既是改良主义的，也是极端左倾主义的。
一方面，“从某种意义来说，解构是左倾改良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在文本理论的复杂层面上重新创造物质条件，据此西方霸权已经部分成功地与对手结合——在经验意识的层面上，共谋与颠覆无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切关于矛盾的说法因此都自发的落入了形而上学的狭缝里。
由于解构主义只能把矛盾想象成两种一元论本质的外部征战，所以它无法理解阶级辩证法，因而转向差异这一小资产阶级管用的意识形态主题”
。
但是另一方面，解构主义同时也是激进主义：“解构斗胆把每一个体面概念的内核都掏了个空，使原本整洁的文本变得蓬头垢面，丢人现眼。”
解构主义“那种非分之想的无耻欲望以及解构用以把自己置于意义边缘的、在那里舞蹈的浮夸豪放”
，以及“不停地击打脚下将要崩塌的悬崖，准备一起坠入无穷无尽的指号过程和精神分裂症的汪洋大海中”
，都表现出某意义上的疯狂性和暴力性。
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批评不同。
在马克思主义批评那里，“可以从它对历史生产方式的基本预设中推断其文本话语的全部内容，以及每一个详尽的转折曲直。
解构也不责怪任何人，因为这或许就需要一种从此可以做出明确判断的超验制高点。
某些批评方法自欺欺人，竟然相信文学文本与某些事物有关却与它们自己无关”
[158]。
就此来看，本雅明是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虽然在其著作中令人瞩目地预言了后结构主义的许多当代主题。
伊格尔顿在1996年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出版后补写的“后记”
中对于文化理论给予了评述。
他认为，“后现代社会所提供的那些更有**力的商品之一就是文化理论本身。
后现代理论是后现代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仅仅只是对于它的一个反思。
除了其他东西之外，后现代理论也代表着一种在日趋竞争的知识环境中积累可贵的‘文化资本’的一种方式”
[159]。
在这样的时代中，文化理论的兴起具有某些必然性。
首先，这是一个一切都被商品化的时代，知识生活本身也不例外，理论成为这个时代的症候；其次，在政治实践自我消散以后，文化理论不仅自身成为政治实践的时髦的替代，而且为之提供了一个理论空间和场地；最后，文化理论作为学科的不确定性标志着传统学术分工体系的瓦解，同时也标志着重建的开始。
总之，伊格尔顿对于文化理论的认识与他13年之前是一致的，政治性也不仅是文学理论的基本品格，也应该是文化理论的基本品格。
事实上，就将阅读视为生产性的因而并不独立于意识形态再生产而言，文化理论已经取得了实绩，伊格尔顿将此归因于文化理论对于20世纪70年代社会生活理论诉求的回应，因而并非偶然。
而对于后现代主义的集中批判则来自于《后现代主义的幻象》。
伊格尔顿承认，后现代主义文化在其短暂的存在中已经产生了一大批丰富的令人振奋的作品，而且这些作品也不能完全归因于一场政治的失败，比如它借助于揭露控制公共机构的常规来使对公共机构非神秘化。
然而，无论将后现代主义的起源归因于什么地方，比如后工业社会的出现、对现代性的怀疑、先锋派的重新发现、文化的商品化、新政治力量的出现、某些经典思想体系和主体的崩溃等，它都毫无疑问是、并且主要是一场政治失败的后果，伊格尔顿将其集中表述为：“后现代主义历史终结的思想并没有为我们想象出一个与现在十分不同的前途，那种它奇怪的视作一项值得颂扬的事业的前途。
但是在几种前途中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的前途，它的名字是法西斯主义。
后现代主义的最大考验，或者对于任何政治信仰来说也是极大的考验，是它如何发展到那一步。
它的有关种族主义和族性的特点，有关同一性思想的偏执，有关总体性的危险和对他者的恐惧的大量著作：所有这些，连同它对于权力的狡诈的深刻见解，无疑具有相当大的价值。
但是它的文化相对主义和道德约定主义，它的怀疑主义，实用主义和地方主义，它对于团结和有纪律组织的观念的厌恶，它的缺乏任何关于政治中介力量的适用理论：所有这一切都将对它极为不利。
它在对抗它的政治对手左派——左派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是它的对手——的时候，它需要强有力的伦理学甚至人类学基础；缺少这一点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给予我们所需要的政治资源。
因为这个理由，后现代主义是处于问题的最后部分而不是解决办法的最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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