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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历史主义的批判表现出非历史性的倾向。
传统历史哲学确信给出某种历史的或起源性的理解是可能的，但后现代主义却认为这种自信的历史理论本身就是一种信仰，而将其自身视为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途，却忘记了它自己的历史性，从而使它自己也成为问题的一部分。
在伊格尔顿看来，后现代主义就是从现代主义中历史地生长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后现代主义的困境是，从文化上说，它的确是以一个有关它的特殊历史时期的模样出现的，然而同时从哲学上来说，它又必然适合于一个更长的时期，其长度延伸到了任何人听说过的能指、路径或者力比多张力之前。”
实际上，后现代主义不仅仅是某种纯粹的理论，还是它是西方特定历史时代的意识形态，这一历史时代就是“被辱骂的和被羞辱的群体正在开始恢复他们的历史和人格的时代。”
[161]因而，无视时代性和历史性的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除了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也就不能为社会历史提供什么真正的前景了。
在伊格尔顿看来，就资本主义社会来说，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既拒绝了保守的后现代主义，也拒绝了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的，前者将市场视为正面的，后者则将注重边缘的否定性，二者都忽视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复杂性。
另外，后现代主义政治学是丰富而含混的。
后现代主义对种族主义、同一性、总体性以及关于权力的思考显示出其理论的深刻性和现实性，然而，事情并非总是如此。
伊格尔顿认为，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相信，赞美差异性、多元性的文化立场具有政治性，认为这是对于世界的基本“本体论”
规定，另一方面又坚持它所批判的二元对立的思维。
“尽管后现代主义理论谈论差异、多元性、异质性，但是它经常带着十分严格的二元对立、带着‘差异’、‘多元性’以及相关联的术语进行操作，这些术语作为明白无误的肯定大胆的排列在理论围栏的一边，而它们的对立面（整体、同一、总体性、普遍性），无论是什么，则邪恶的分布在另一边。”
[162]后现代主义一方面承认同一性与非同一性、整体与差异、制度与他者之间相互依存，另一方面又将其中之一揽到自己一边而排斥另一个，这实际上是“以某种后现代的思维方式，把一个多元主义的未来设想到了这个充满冲突的现在，从而又总体阻碍了这个未来的危险”
[163]。
此外，虽然大多数后现代主义出自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某些政治问题，但另一方面，它又将自己普遍化，“把自己的政治后院设想成为整个世界，这种反族性中心主义也许是有点族性中心主义，尽管这种反族性中心主义对这个国家来说并不陌生”
[164]。
一方面，就其挑战仍然需要绝对价值、形而上学基础而言，后现代主义是激进的；另一方面，就其调动起多样性、非同一性、侵犯、反基础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而言，后现代主义是保守的。
简而言之，“后现代主义挖出了发达资本主义的某些物质逻辑，放肆地转而用它来反对它的精神基础。
在这样做的时候，它非常类似作为它遥远源头之一的结构主义”
[165]。
那么，伊格尔顿对于后现代主义以及文化理论的批判是否意味着“理论”
的终结呢？答案看起来是肯定的，比如他的《理论之后》表面看来就是如此，而实则不然。
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开头明确写道：“如果这本书的书名表明‘理论’已经终结，我们可以坦然地回到前理论的天真时代，那么本书的读者将感到失望。”
[166]而在结尾则再次强调，我们永远不会处在理论之后，没有理论就不会有反思的人类生活。
显然，“理论之后”
与其说是理论的终结，不如说是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应该终结，与其说关注的是“理论之后”
本身，倒不如说是关注“理论之后”
的理论何为。
质言之，批判后现代主义及其文化理论的局限性，并将“理论”
从后现代的压抑下解放出来，使它走出符号，直面现实，这便是伊格尔顿自己所进行的“探讨的开端”
：这种批评性的自我反省，就是理论，理论“诞生于我们被迫对我们正在从事的活动有了新的自我意识之时”
，因此，虽然文化理论被视为20世纪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挑战人文社会科学与社会生活方式的成果之一，但“它如果还想继续生存，停下脚步反省自己的目的和担当的责任就至关重要”
[167]。
伊格尔顿对曾经风光无限的“文化理论”
作了如下概括：“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消失。
雅克·拉康、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和福柯的开创性著作远离我们有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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