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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威廉斯、I·依利格瑞、皮埃尔·布尔迪厄、朱丽娅·克莉斯蒂娃、雅克·德里达、H·西苏、F·詹姆逊和E·萨义德早期的开创性著作也成明日黄花。”
[168]显然，在伊格尔顿看来，曾经辉煌的“正统的文化理论”
已经确定无疑地衰败了，但问题依然存在：“正统的文化理论”
衰败的原因何在？“理论之后”
的理论是否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伊格尔顿正是将上述两个问题作为《理论之后》一书的思考核心，他要致力于“努力阐述其原因并提出补救的措施”
。
在伊格尔顿看来，“正统的文化理论没有致力于解决那些足够敏锐的问题，以适应我们政治局势的要求。”
[169]由此，关于当前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判断就是：“政治的遗忘”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类似的种种主义已经风光不再。
相反，吸引人的是性。
在一批略显旷野的学者身上，对法国哲学的兴趣已经让位于对法式接吻的迷恋。
在某些文化圈里**的政治远远要比中东政治来得更令人着迷。
社会主义已经彻底输给了施虐狂受虐狂。
在研读文化的学生里，人体是非常时髦的话题，不过通常是色情肉体，而不是饥饿的身体。
对**的人体兴趣盎然，对劳作的身体兴趣索然。”
[170]
文化理论将一切政治事件转化为文化事件，结果却是丢失了政治本身，丢失了批判生活的能力。
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伊格尔顿所坚持的关于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的坚持，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对文学理论过于迷恋审美自律和艺术想象的王国而忘记了世界的一个批判。
从上述原因出发来思考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问题，伊格尔顿十分肯定地指出：我们不能没有理论，“随着形势的改观，我们只会用尽特定类型的思维方式”
[171]。
所谓“特定类型的思维方式”
，在伊格尔顿语境中，可以视为与传统文化理论不同的富于批判或反思活力的文化理论，意即理论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作为后工业时代的知识消费品，也不能仅仅作为文化资本而在现实面前实行鸵鸟策略。
可见，伊格尔顿并非要抛弃理论，而是要抛弃的只是理论的非现实性，或者非现实性的理论。
伊格尔顿的结论就是：“随着新式的全球资本主义叙事的亮相，以及所谓的反恐战争，众所周知的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很可能正在走向终点。
不管怎么说，正是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使我们确信：宏大叙事已经成为了历史。
也许，我们在回顾往事之际，能看到这种理论是它本身热衷的小型叙事。
然而，它以一种新的质疑提出了文化理论。
如果它注定要和雄心勃勃的全球历史紧密结合，它一定有着自己可以回应的资源，其深度和广度与自己所面临的局势相当。
它不可能只是简单的不断重复叙述老生常谈的阶级、种族和性别，尽管这些话题不可或缺。
它需要冒风险，从使人感到窒息的正统观念中脱身，探索新的话题，特别是那些它一直不愿触碰的话题。
本书就是在这方面探索的开端。”
[172]看起来，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的思考和批判，指向的仅仅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对于现实性、实践性品格的抛弃，真正的理论需要重新面对现实，回到自己扎根于其中的土壤之中，这就是新的特定类型的思维方式。
综上所述，虽然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不无偏颇之处，但在一个意识形态不仅并未终结而且弥漫进所有社会生活角落的时代，后现代主义竟然将意识形态问题剥离出自己的理论视野，这在伊格尔顿看来是亟须批判的。
后现代主义即便摆出激进的反叛和颠覆的姿态，却难以遮蔽其作为对激进政治运动暂时受挫的一种失态反应的实质，它在思想上含混矛盾的自我消解，方法论上片面化、教条化、简单化，在实践性和现实性上不具任何可能性，因而其政治上将面临着灾难性后果。
正是如此，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问题的最后部分，而不是解决办法的最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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