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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空间并非是众多事物中的一种，亦非是众多产品中的一种……它是连续和一系列操作的结果，因而不能降格成为某种简单的物体……它本身是过去行为的结果。
社会空间允许某些行为发生，暗示另一些行为，但同时禁止其他一些行为。
[18]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空间的生产表现为它对相关行为强加上某种时空秩序，具有束缚主体自由的功能。
但列斐伏尔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空间绝非静止和固定，它在时空的相互作用下不断地处于重新组成、重新结构和转化的过程中，因此蕴含着变革的可能。
第二，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是资本和区域国家所生产的都市化建构环境和组织—机构基础下的“第二自然”
。
资本和区域国家的空间实践残酷地将使用价值得以实现的日常生活领域同一化并试图彻底摧毁之。
以此观察为基础，列斐伏尔发展出其理论的中心论点之一，即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促成了从个人商品在具体空间中的生产（早期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到空间这一“第二自然”
的生产本身。
从这一角度说，全球化实际上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相关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空间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和相互交织。
特别是自19世纪晚期以来，这一空间整合的“第二自然”
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预设了重要的基本条件。
很明显，列斐伏尔关于社会空间是“第二自然”
的看法将全球化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趋势，而这一趋势的核心在于社会空间的生产和整合。
第三，最重要的是，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将社会空间看成是空间等级或规模（全球范围、国家范围、都市范围）的支架，在其之上资本主义得以持续不断地进行区域化、非区域化、重新区域化的过程。
一方面，由于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空间实践目前已经成为整个世界的发展框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充分理解只有将其摆在全球范围内，并试图包涵整个世界秩序这一资本的最后边界的背景下才有可能。
全球性空间的生成意味着对差异的普遍压抑。
另一方面，列斐伏尔并不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不断“非区域化”
的单线发展过程。
尽管全球化趋势在日益强化，社会关系在很多重要方面仍然具有区域性，次全球空间是全球化过程中的内在组成部分。
“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而是许多社会空间。
确实，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无限的多样性或不可胜数的社会空间……在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空间消失。
世界范围并不弃绝当地范围。”
[19]更进一步说，当代资本主义的众多社会空间往往矛盾性地互相重叠，彼此渗透。
因此，空间的规模或等级应该被理解成是相互矛盾的各种社会力量密切纠缠在一起的场所：
社会空间场所与自然空间场所的鲜明差异表现在它们并不是简单的并置：它们更可能是互相介入、互相组合、互相叠加——有时甚至互相抵触与冲撞。
其结果是，当地性……并未消失，它永远不会被地区性、国家性，乃至世界性所吸纳。
我们当前的任务必须既关注世界规模的空间……同时也考虑到从属于它的处于每一可能水平的其他空间。
没有任何一个空间会完全消失，所有的场所都在毫无例外地经历转型的过程。
[20]
列斐伏尔关于国家空间（statespace）的思考直接指向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批判。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国家的干预必须以空间观念加以解析。
国家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对社会空间进行组织、控制和机制化的企图。
空间是国家试图控制个人、团体、阶级之间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之一。
但国家并非仅仅是某种对预先存在的空间进行有意识操纵的机制，它本身也是一种社会空间的组合，一种社会建筑形式，并在无政府般的全球经济空间施展控制社会关系的权威。
对列斐伏尔来说，国家空间由三个不同的层次所组成：一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区域空间；二是国家社会空间组织中的内在成分，由政治和行政机制、建构环境以及象征性纪念物所构成；三是由国家所生产的头脑空间。
与韦伯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思考相似，列斐伏尔将民族国家构想成是一个中央化的行政机制对分散的国家区域扮演支配角色的空间架构，并在其控制范围内实行商品生产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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