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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根据列斐伏尔的看法，现代国家的区域形式与暴力内在相连。
国家对暴力方式的垄断使其具有将单一的政治原则强加在公民社会之上的权利。
国家空间不仅在机制上实行控制，而且也渗透到日常生活意识之中，并生产出相应的头脑空间，通过它来达到社会一致和政治同一的目的。
在列斐伏尔的国家空间理论中，对矛盾和冲突的强调贯穿始终。
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处理各种各样与社会空间相关的矛盾，包括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工作与休闲、解放与压制、需求与欲望、生产空间与消费空间、同一空间与断裂空间、中心与边缘、全球空间与散碎空间以及剩余价值同资本投资方式区域化与全球性金融流动非区域化之间的矛盾。
面对这一系列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各种旨在促成社会空间生产和控制、监督的战略。
其中最关键的是所谓“国家生产方式”
（staremodeofprodu，即**P）的出现。
“国家生产方式”
即指国家以其机构、组织基础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行控制，它突出表现在对流动和固定资本实行协调，参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公路、运河、铁路、机场等，投入对能源如汽油、电力、核物质的生产和管理，以及对空间发展作出某些相应的平衡处理等。
对列斐伏尔来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空间中国家的核心角色乃是维持一系列场所、功能及机构的等级秩序，这一秩序能够确保物质的再生产、劳动力的再生产、生产方式的再生产，以及生产与支配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持续不断的技术、社会以及空间的再结构之上的体系，国家试图对其内部区域空间进行控制的措施和策略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取得成效，随之而来的是新一轮由危机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的重组过程。
在列斐伏尔看来，全球化过程和世界各国之间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互相依赖，对社会空间的各个层次都造成裂痕并使其散碎化、区别化。
在这一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之一表现为社会空间在所有层面的全球化与同时发生的碎裂化的矛盾。
这样，当代社会和政治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空间的审判”
。
它取代了传统意义的上帝的审判和命运观念，成为决定政治战略活力的关键因素。
也就是说，某一政治统治的生存力取决于它是否能够生产、吸纳、组织社会空间。
空间政治已经演化成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从此观点出发，列斐伏尔坚持认为，在当前社会条件下，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选择革命还是改良的命题已经带有谬误性，因为它依赖的是一种对政治实践的有限的、单一中心的认识，认为国家是社会政治斗争得以开展的唯一领域。
列斐伏尔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的“修正”
表现在他拒绝承认空间仅仅是政治冲突的剧场。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空间变得日益政治化，对空间实行控制与反控制的争夺本身成了冲突的焦点。
列斐伏尔的空间划分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全球化空间、都市化空间以及国家化空间。
全球化空间中的三维特征——历史性、全球性、空间性——使其充满矛盾和冲突。
列斐伏尔认为，由资本主义开启和压制的可能性只有在全球范围内才能实现。
尽管全球性强加的结构限制清晰可感，资本主义的全球性仍然开启了“人类空间”
生产的可能。
全球范围内的空间创造（或生产）是一个转化了的日常生活的社会基础，它向我们预示着无穷的机缘，正像黎明开始打破远处的地平线一样。
全球化过程不仅令过度积累的国家权利产生危机，而且还促生了大量无法解决的矛盾，并最终导向资本逻辑以外的另类形式的空间实践。
在当代工业化国家，工人既不愿选择为无休止的成长和积累拼命，又并不热衷于通过暴力革命消灭国家，而是希望工作本身逐渐消亡。
新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既压制，同时又创造“差异空间”
（differentialspace）。
都市化空间在列斐伏尔的全球化分析中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治意义。
在他看来，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在于世界范围内工业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转变。
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对都市空间不断进行重构，而都市化是资本建立其稳固基础的必然要求。
同时，由于城市同样是日常生活、使用价值消费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场所，作为区域性的具体地点，它是全球性矛盾表现最突出、最尖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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