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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谓的都市革命实际上包含着差异空间的生产、空间之间的吸纳和兼容，以及对自由时间的争取。
最重要的是，只有在都市的背景下，与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的“反项目”
（terprojects）和“反空间”
（terspaces）才能够生成，被捍卫，并最终得以扩展。
至于国家化空间，由于它在全球化与区域化之间担当中介的角色，因而成为空间矛盾和冲突的焦点所在：
国家与空间之间的关系……正变得日益紧密：国家的空间角色……越来越明显。
行政与政治国家机制不再仅仅满足于以抽象方式（如果确实曾经有过的话）干预资本的投入……今天，国家和它的官僚及政治机制继续干预空间，并利用空间的工具层面，以便在各个水平上通过经济领域的每一方面实行干预。
其结果是，（全球性）社会实践和政治实践趋向于在空间实践中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某种也许并非是逻辑性的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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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家力图同时控制全球资本积累的抽象空间和日常生活的区域化空间时，它本身的社会空间组织的构成亦经历着显著的再结构。
一方面，今天国家区域空间的再结构潮流表现为国家社会福利计划、国家劳动力保护性立法以及国家货币政策的退缩；另一方面，这一再结构呈现出对产品革新、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技术专长、全球范围的竞争性等的巨大兴趣。
这种转型非但没有将国家的作用消泯，反而是对国家社会空间组织进行重新区域化处理，以便在日益强化的空间互渗的竞争中提高利润和竞争性。
也就是说，国家的角色在发展地区生产能力和生产新的空间结构方面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日显其重要性。
国家仍然继续扮演着争取控制、重组以及转化社会空间的中心角色。
都市化和资本的积累仍必然在区域化的地理空间内达成。
尽管列斐伏尔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再阐释可能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当代后现代理论的早期预示，资本主义观念仍然是列斐伏尔空间生产分析中的中心范畴。
他的主要政治目的鲜明地与资本生产逻辑对立。
他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断裂——包括对马克思阶级简化主义、经济决定论以及历史决定论等的不予苟同——并不能掩盖他关于资本仍然是现代空间实践中起支配作用的结构原则这一马克思主义立场。
对他来说，后现代性只能以后资本主义的一个方面出现。
同时，他关于全球化、国家区域权利以及都市化的分析必须被视为是某种试图把握多元缠绕空间的努力。
空间政治必须被直接解释为“空间的审判”
。
通过它，新的、另类形式的空间实践才能生成。
如果说列斐伏尔对都市空间的分析带有抽象性和思辨性，那么，米歇尔·德索托的《日常生活实践》一书对都市空间中普通人行为方式及其政治、文化意义的考察则更加形象和具体。
在全书的开端，德索托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他的著作是献给千千万万个在都市街道行走的普通人的。
换句话说，德索托意在反驳那种认为普通小人物只是在规则和权威下唯唯诺诺地生活的观点，将这些无名英雄看成是具有挑战支配体系的主动性使用者或消费者，考察他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操作方式或是如何行为的。
根据他的看法，这些方式或行为本身即构成了“文化”
的一部分，应该被纳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
突出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的意义在于提升他们作为消费者主体的地位，并着重强调消费和使用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潜在颠覆意义：
对电视意象（表述过程）和看电视所花时间（行为过程）的研究应该同时伴随着一种对文化消费者在这段时间内对这些意象是怎样进行“创造”
或“使用”
的。
这一观察同样适用于对都市空间的使用，在超级市场所买的商品，以及经由报纸所传播的故事与传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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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德索托对文化消费者“创造”
或“使用”
的关注将他与阿多诺的“文化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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