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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颠覆性加以剖析。
斯塔德勒认为，正如前俄狄浦斯阶段婴儿的认同对象是母亲一样，受虐梦幻结构中母亲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作为被爱的客体和无助婴儿的控制性机制，母亲在口腔时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形象。
无论是出于孩童的真实创伤经验还是出于自恋婴儿自身欲望的要求，与口腔期母亲相连的愉悦体现为受虐主义或对痛楚的需求。
受虐梦幻就其本质来说不可能满足它最主要的欲望，即孩童与母亲之间的彻底结合，但在想象的世界中，受虐主体仿佛重新回到了与母体密不可分的阶段。
在受虐语境中，母亲以自己的权威对孩童施加影响，而父亲的角色则被完全弱化，根源于被母亲抛弃的恐惧，受虐主义着迷于重新营造躲藏和暴露、消失和显现、**和拒绝的气氛。
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孩童并不认为母亲“缺乏”
任何东西；相反，父亲在母亲与孩童的关系中则显得多余。
在斯塔德勒看来，如果认同德勒兹的观点，就必须承认对阉割父亲的恐惧和俄狄浦斯罪恶感并不足以说明受虐主义中互相矛盾的痛苦欢悦结构。
受虐者实际上不存在任何恐惧，甚至包括被阉割。
在反常行为的受虐场景中，阉割焦虑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从心理分析过渡到观影愉悦，斯塔德勒认为，受虐主义不仅在人类欲望的源起以及父母在孩童心理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方面具有挑战传统心理分析理论的意义，而且在说明与探究电影观众对影像的心理反应方面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观影愉悦固然可以从对影像的控制角度加以解释，但受虐主义也启发我们观影愉悦并不必然来自施虐性的控制，在很多情况下，它更可能源自对影像的屈服：“受虐性的幻境可以被规为与以下情形相当，即主体（男性或女性）假设一个期望在幻景范围内被控制的孩童的立场。
（而）施虐性的幻境……则指主体采取具有控制威力的父亲的立场；他不是在相互认可的欢悦痛苦的契约中与孩童（物体）结盟，而是在一个不情愿的牺牲品身上施展……虐待的权威。”
[34]正如“菲勒斯阶段”
父亲是权威和认同的对象一样，口腔期的母亲在受虐主义的医学、美学表现中亦可成为主要的认同对象和权威的来源。
正因为如此，男性的视**愉悦比莫薇所论及的要复杂得多，其鲜为人所注意的一面乃是认同或屈服于女性，而不是企图控制她。
受虐美学（masochisticaesthetic）的具体表现可以从斯坦伯格和玛琳·迪屈克之间的电影合作中找到印证。
对斯坦伯格影片略有研究的人不难发现，他的大多数作品充满了**，但这一**往往具有某种奇怪的带有距离的冷酷。
他的以玛琳·迪屈克为主要演员的影片，更是塑造了一个美艳但却雄性十足的女性矛盾体。
她的身上同时具备了道德、非道德的品质，举止适度但却颓废有加。
斯塔德勒认为，“斯坦伯格迪屈克”
现象正说明传统心理分析理论和女性主义评论中关于“女性即象征着阉割与缺乏”
的论述的偏颇。
在受虐主义中，母亲的形象既不通过“缺乏”
也不通过“菲勒斯”
转化为类似男性的权威象征，她以自身的权威存在，拥有男性所“缺乏”
的特质，即**和子宫。
她是主动积极的抚养者，欲望及爱恋的第一来源，同时也是婴儿成长期最先接近的控制者。
充满欲望的婴儿视母亲为神圣与世俗、关爱与拒绝、游弋与静止的复合体，而父亲则是横亘于婴儿试图重新与母亲合为一体之间讨厌的存在。
相对于被赋予所有象征功能的母亲，父亲在婴儿期以及受虐语境中被剥夺了所有象征性，变得毫无意义可言：
受虐主义是一种具有“颠覆性”
的欲望，它确认前俄狄浦斯阶段母亲的不容辩驳的权威。
与威胁到母亲与孩童之间联盟的“正常的”
父亲力量相比，（这一母亲的权威）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在受虐美学中，女性不限于是男性意欲占有的被动客体。
她同时是一个被认同的对象，一个丰满的母亲。
她的注视遭遇到婴儿的眼光时，确证了她的存在与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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