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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真理”
并非是对某种外在客体的“发现”
，而是人类“建构”
（structed）的结果。
海萝威对这一观念的强调，并不是打算挑战传统意义的真实概念，而是在充分意识到真理、自然建构性的基础上让其为己所用。
也就是说，“机械人”
这一混合生物的诞生，不仅仅依赖于海萝威对科技发展和现实政治的考察和总结，而且也是她挑战和超越资本主义文化政治秩序的大胆想象的结果：“机械人是想象和物质现实这两个结构任何历史转化可能性的中心相结合凝聚起来的意象。
在‘西方’科学和政治传统中，包括种族主义传统、男性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传统、进步传统、驯服自然以作为文化生产资源的传统，以及从对它者的反省中对自我进行再生产的传统，关于有机体和机器之间关系（的问题）一直是一场边界战。
这场边界战涉及生产、再生产和想象领域。
该章节（试图）在边界的混淆中寻找愉悦，在它们的（再）建构中树立责任感。
它同样是某种（试图）在后现代主义和非自然主义条件下，在构想一个没有性别的乌托邦传统影响下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文化和理论作出贡献的努力。”
[37]海萝威所称的“边界的混淆”
，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界限。
根据她对科学史的研究，美国20世纪末的科技文化并未在语言、工具使用、社会行为、大脑活动等方面令人信服地建立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分野。
许多人甚至怀疑是否有必要划分两者的界限。
女性主义运动中的某些支派试图超越自然与文化的两元对立，并表达对人类和其他生物建立亲密关系的愉悦。
过去200年来生物学和进化理论的发展已经同时生产出作为知识客体的现代有机物，这进步削弱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区别。
由虚构性与现实性结合而成的机械人，正是一种超越了人类与动物分野的生物。
二是人类—动物（有机体）与机器之间的界限。
海萝威认为，20世纪末的机器已经摆脱了过去不具备自我运作、自我设计等功能的狭隘性，使自然与人工、头脑与身体、自我发展与外在设计以及很多过去适用于有机物和机器的分界因素变得模糊不清。
在很多情形下，当代机器具有相当的活力，而人本身则常常令人恐惧地迟钝而缺乏生气。
进一步说，在后现代条件下，人类对何种因素构成自然的确定性已经被致命地动摇了。
这一动摇不仅意味着阐释权威及其超越性的丧失，而且也预示着“西方”
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削弱。
但是，认识到支撑西方文明基本原则的谬误并不必然导向玩世不恭和信仰的丧失。
机械人的诞生，正表达了在有机与无机之间界限日益模糊的情形下对未来的乐观信仰。
三是身体与非身体之间的界限。
在海萝威看来，对20世纪末的人类和机器详加考察，就会发现这一分界是很不准确的。
现代机器是微电子完美组合的结晶，它们遍布各处但却隐而不见，是对无所不在的父权体制和上帝精神的嘲弄。
写作、权利以及技术是西方文明起源故事的亲密伙伴，但微型化却改变了人们对机器的看法。
微型化本身成了权利的象征。
只要将50年代的电视、70年代的新闻摄影机与当代的手腕电视和手掌大小的摄像机相比较就会发现，当代最出色的机器往往是轻型与洁净的结合，它们的核心或是信号、或是电磁波、或是光谱的一部分，不仅便携，而且灵活机动。
相比之下，人类的流动性简直无法与机器比拟。
将无机与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机械人，则同时吸收了当代机器和人类的长处，是两者完美的结合。
很明显，海萝威所构想的机械人，是对整个西方文明秩序的颠覆。
一方面，“机械人是一个后性别世界的生物，它也不承认双性倾向、前俄狄浦斯状态、非异化的劳动力，以及其他关于有机完整性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机械人没有西方文明中的起源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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