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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再提到这一作品是在1968年4月打印出来的，而当时“巴黎的大学正受到秩序化的力量的入侵，随后在你们所熟悉的风暴中又被学生重新占领”
。
拉康1966年出版了《著作集》，将1937年至1966年的许多重要论文都收集在这本书中，他在这一时期的讨论会中所作的口头报告，也被认为是他长达二十年的讨论会生涯中最伟大的成果。
布尔迪厄和巴塞隆合著的《继承者：学生与文化》发表于1964年，他们在1970年又发表了《教育、社会和文化中的再生产》。
德勒兹最早偏离哲学史领域的作品，也发表在“五月风暴”
的余波中，如1969年的《差异与重复》、《意义的逻辑》。
这些作品的发表，在时间上如此集中的确令人震惊，它们刚好在“五月风暴”
之前的那几年甚至那几个月出版了。
费里和雷诺认为：“影响‘五月风暴’进程的哲学被创造出来了，这种哲学也许对事件进程不具有太直接的关系，但却具有揭示性的关系，这些作品的发表与‘五月风暴’也许都属于相同的文化现象，也许它们就像征兆，事实上以不同的方式建构了那种文化现象。”
从这一角度看，后现代主义最集中地体现了“五月风暴”
与哲学思潮之间最富意味的联系，我们也许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正是在语言和现实的夹缝中生成的。
“五月风暴”
作为一场自发的社会运动，既无政治目的，又无统一组织，更无战略选择。
因此，阿兰·图海纳认为“五月风暴”
揭示了太多的矛盾，而没有解决其中任何一个。
在莫兰眼里这是一场试图超越资产阶级文明的“面目不清的革命”
，而雷蒙·阿隆则认为这出巨型“心理剧”
表演的只不过是戴高乐主义的消亡和复活。
但是，这一场不算革命的革命却使法国的学校、家庭、夫妻关系等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五月风暴”
并不是法国的孤立现象，法国《新观察家》周刊主编吉达在“五月风暴”
三十周年纪念特刊中认为，“五月风暴”
具有世界性的意义：“1968年是墨西哥大学生大示威的一年，这一学生运动成了拉丁美洲各国对美国关系重新定位的一个深刻运动的先兆，同时在波兰、捷克、布拉格等共产主义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变革之风。
正是在1968年，美国承认越南战争的失败。
因而1968年实际上意味着世界战后秩序走向崩溃的转折，而这一转折不仅是政治意义的，也是社会与道德意义上的。”
法国社会学家杜兰则进一步将“五月风暴”
称为“文化解放”
，认为它将由社会、经济问题引起的政治革命转移到了文化问题、种族问题、性、妇女问题等领域。
但是，在布努艾尔的眼里，“五月风暴”
在文化上产生的影响仍然不足以掩饰它的失败，他哀叹道：“‘五月风暴’就像超现实主义运动一样，在所有次要方面获得了胜利，但在所有主要的方面都失败了。”
詹姆逊则干脆认为，那些曾经拥有过的自由感和可能性就60年代的过程来看是瞬息间的客观事实，但是现在再看它们就不过是历史的幻觉了。
而法国思想界后起之秀李波维斯基则在《新观察家》“五月风暴”
三十周年纪念特刊上撰文坚称：即便事隔三十年，这仍然是一场有意义的革命，“这既是最后一次19世纪的社会革命，又是后工业时代的第一次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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