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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前者，它继承了以意识形态为指导的革命模式，作为后者，它是一次没有政纲的革命，它反对一切现存秩序，但又不提出任何明确的建议，因此它是一次为了当下的革命，它不呼唤将来的到来，它也就无须牺牲和殉难。
李波维斯基的分析凸显了“五月风暴”
政治话语与文化话语相互分裂的两重性，正是这种两重性导致了“五月风暴”
的精神分裂症：政治上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和生活上享乐主义化。
在这个意义上李波维斯基认为，“五月风暴”
作为社会革命是失败的，但作为文化革命则是成功的。
不管人们对于“五月风暴”
如何评说，“五月风暴”
在思想史上的意义肯定是难以估量和忽略的，福柯就曾在1977年的一次访谈中正面论述过“五月风暴”
的意义及其影响，当时法国知识分子“左翼是以巨大的沉默”
，来回应他在《疯癫与文明》中对知识与权力的联系所作的解释，福柯承认不管这种冷漠是假装的还是真实的，也许都与他早期作品的局限性有关。
“尽管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法国共产党，但是直到1968年知识与权力的问题才呈现出我从未怀疑过的尖锐的政治意义，同时也揭示出我早期作品是多么的胆怯。”
对福柯来说，“五月风暴”
作为法国哲学的自我揭示者，肯定和激励了他对自己所探讨的问题的选择。
他自己也说，“如果没有那些年的政治性开端，我也许不会有勇气捡起这些问题的线索，并沿着惩罚、监狱和戒规的方向继续我的探索”
。
阿尔都塞出于明显的政治原因，不可能像福柯那样对这场风暴的左翼力量展示同样的热情，但他也时常表现出对“五月风暴”
知识分子的同情心，他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这场运动看作是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应该看到它“前所未有的新意和真实性”
。
在《事物的秩序》一书的末尾，福柯宣称：随着语言的存在越来越明亮地照耀我们的地平线，人终将逐渐消亡，“人的面孔终将沉入海边沙地之中”
。
德里达同样也认为语言是一种不能归在“人”
的概念下的现象，德里达与约翰·塞尔、戴维森等人的针锋相对之处就在于：我们不能把语言简单地看作是人类用符号和声音达到某些目的的东西。
显然，语言的位置将会取代原先被“人”
所占据的位置，是德里达和福柯的共识，这与海德格尔的早期看法也是一致的。
罗蒂富有见地地指出：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三个人都暗示，对语言“超越人”
这个事实的认识将提供新的社会—政治的可能性。
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中认为，“人道主义”
是对穷途末路的形而上学的最后挣扎的最好称呼，它把语言看作是人类手中的工具并服从我们的意志。
德里达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剖析了海德格尔的这一文本，虽然他同意海德格尔对“改变现状”
的必要性的论述，但他认为海德格尔走出“人”
的方式不会有用，问题的关键是需要一种“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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