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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否的问题，他关注的是谁对普遍性感兴趣。
对某些行动者来说，如果对普遍性感兴趣，必须达到的社会条件是什么。
他关注的是某些场合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在其中行动者如何为了满足他们独特的兴趣，而尽力创造某种普遍性。
这些场合又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为什么在其中行动者感到他必须以普遍性的保卫者自居。
布尔迪厄只承认在某些场合，在某一时刻存在着对普遍性感兴趣的行动者。
同时他也认为理性是历史性的产物，理性的条件是被历史性地决定的。
存在着理性的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性可以降格为它的历史，而是意味着使真理的产生成为可能的那种交流形式的出现，存在着历史条件。
显然，后现代思潮内部的思想成分也是十分复杂的，而且有时甚至相互冲突，那么这种分歧是否会影响他们采取某种统一的政治立场呢？甚至有人质疑后现代思潮是否一定隶属于左翼政治思想阵营。
波林·罗斯诺认为：“证明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政治现象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要令人信服地证明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左翼还是右翼却是件困难重重的事情。”
[2]由于对后现代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海德格尔以及解构主义思潮代表人物德曼，都曾经积极地拥护过纳粹，都曾故意隐瞒或者否认他们与纳粹有牵连的情况，使得这种质疑有了更为充分的根据。
波林·罗斯诺发问道：后现代主义本身是否内在地倾向于右翼呢？也许后现代思潮与孕育它的“五月风暴”
一样，由于其内在的分歧性和精神分裂式的表述方式，有可能既允许人们从左翼的角度来阐释，也允许人们从右翼的角度加以发挥，特别是当我们考察那些1968年的学生领袖们三十年后的所作所为时，我们不由得会对“五月风暴”
及其孕育的后现代思潮的内在一致性产生怀疑。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1968年的愤怒青年成长起来了，他们有了工作，有了很好的职业生涯，买了股票，成了他们一度想要破坏的体制的组成部分。
当年焚烧汽车的青年如今驾着豪华汽车聚集在巴黎某个酒吧，用回忆的狂欢来庆祝“五月风暴”
三十周年纪念日。
以前的学生会领袖雅克·索瓦捷奥现在是雷恩的艺术学校校长，因校园活动入狱的阿兰·吉斯麦如今成了法国教育部长的高级顾问，前马克思主义者艾德威·布莱内现在是法国领导主流社会的《世界报》的主编，昔日的青年领袖丹尼尔·科恩-班迪则成了欧洲议会负责德国绿党事务的议员。
人们惊讶地发现当年的“五月风暴”
分子，现在成了与当时的统治阶级成员毫无区别的权势人物，难怪《新闻周刊》描述这些在“五月风暴”
中成长起来的法国政府官员和巴黎媒介的头面人物时，用了嘲讽性的标题：“让我们不要改变这个世界。”
真正的问题在于：以变革的鼓吹者面目开始其人生旅途的学生，如今是否已成了其自身的敌人？显然，这些激进主义者面临着被要求作出解释的压力，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没有能力，也不愿意作出什么解释。
丹尼尔·科恩-班迪在他的回忆录《我们曾经如此热爱革命》中索性用“傻事”
来形容他三十年前的所作所为。
相反，保守的知识分子雷蒙·阿隆却早在三十年前，在最后的街垒被搬走后的几个星期，就已经作出了如下的预言：“所有的法国革命最终都强化了政权体制，恶化了官僚的集权化。”
人们是否有理由推断：1968年激进主义者的行动的意义只不过是实践了保守主义者的预言，而世界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相反，因为“五月风暴”
实践了最富戏剧性的社会场景，反而使得如今的世界无戏可唱了？正因为如此，1968年的孩子认为他们能改变世界，而1998年的孩子只能看到自己被远远超出自身控制力的巨大力量所改变。
难怪当年的革命发源地巴黎大学农泰尔学院的学生，如今在接受采访时都不愿意公开姓名，没人想在个人履历上留下什么污点，对未来他们同样也不乐观：“我们必须更努力地奋斗，但什么都改变不了。”
人们是否有理由推断：三十年前的激进行动的意义只不过是使如今的学生更了解自身的局限性？他们如今要求的是“五月风暴”
的对立面，对于他们而言，乌托邦就是找一份工作，而“五月风暴”
只不过是“民间传说”
。
法国作家艾尔维·阿蒙曾写过一部“五月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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