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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人士，会比一个工人更容易与教授、律师等权威人士相处，因为他们共享了某些价值观念、生活体验和教育背景。
这些性情并不是有意识地被谈论到的，人们不需要真正意识到它们的影响，它们就会简单地显现在个人的行为之中，换言之，习性能够或者知道在任何特定的遭遇中应该怎样“继续”
发挥功效。
因而习性是一种认识性的和激发性的机制，它使个人的社会语境的影响得以具体化，它提供了一种渠道或媒质，信息和资源才被传导到它们所告知的行动中。
因而，客观语境的交互作用和活动的即时性境遇都是通过习性的媒质才得以传递的。
当习性设定一个个体的活动的较宽的参数时，人才能被理解为创造性的生物。
在特定的境遇中，人不得不在习性的背景资源中进行“即兴创作”
，才能处理某些未曾预见的境遇，而这恰恰是日常生活不变的特征。
布尔迪厄的“资本”
这个概念既非马克思式的又非正规经济学的，它包含了对某人自己的未来和他人的未来施加控制的能力，因而，资本是一种权力的形式。
这个资本的概念也能在理论上调节个人和社会，布尔迪厄认为，一方面，社会是由资本的不同分配构成的，另一方面，个人又要竭力扩大他们的资本，个人能够积累的资本，界定了他们的社会轨迹。
也就是说，资本界定了他们的生活的可能性或机遇，更主要的是，资本也被用来再生产阶级区分。
布尔迪厄集中研究了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的区分和相反作用。
经济资本是资本的最有效的形式，表现了资本主义的特性，它本身就可以以普通的、匿名的、适合各种用途的、可转换成金钱的形式，从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
经济资本可以更轻易、更有效地被转换成象征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反之则不然，虽然象征资本最终可以被转换成经济资本，但这种转换却不是即时性的。
布尔迪厄以这种方式借用了马克思的术语，思考了文化和历史所受到的物质决定性的方式，并把阶级放到了他对现代社会分析的中心。
虽然经济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但它必须被象征性地调节。
经济资本不假掩饰的再生产揭示了权力和财富分配的武断性特征，而象征资本所起的作用是掩盖了统治阶级的经济统治，并通过表明社会地位的本质以及使之自然化，而使社会等级制合法化。
也就是说，非经济的场通过误认，来联结和再生产阶级关系，并使之合法化。
布尔迪厄提出“场”
这个概念的目的是为“关系分析”
提供一个框架，它所涉及的是地位的分析，对行动者占据的位置的多维空间的阐述。
一个特殊的行动者的地位是这个人的习性与他（她）在地位场中的位置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地位的场则是由资本适度的形式的分布来界定的。
每个场都具有半自主性，由其自己明确的行动者，诸如学生、小说家、科学家等来表明其特征，由其自身的历史积累、自身的行为逻辑、自身的资本形式来表明其特征。
然而，场并不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在一个场中获得的资本酬劳可以被转换到另一个场中；况且，每个场都是处于权力场之中的，或者推而广之，处于阶级关系的场之中。
每个场都是斗争的场所，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场的内部存在着斗争，存在着为争取权力来界定一个场的斗争。
布尔迪厄把资本的不同形式的构成以及资本在各种场中的可转换性，放到了场的研究的中心位置。
布尔迪厄在具体的研究中把“习性”
、“资本”
、“场”
三个中心概念互相联系起来，他从阶级习性与流通资本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把社会实践看成是在特定场的特别逻辑之中实现的东西。
一个行动者的资本本身就是习性的产物，就像场的特性就是一个客观化的历史，这一历史使在那个场中操作的行动者的习性得以具体化。
另外，习性还具有自我反观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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