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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迪厄在这本书中的攻击目标并不仅仅是个人主义，而主要是纯粹的或天生的文化趣味，不过，从“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
这一副标题我们可以容易地观察到：代人受过的显然又是康德美学思想。
布尔迪厄的计划是“把美学消费不规范地重新整合进普通的消费世界”
[147]，也就是将文化融入到文化之中。
那么，人们是否真的相信存在着一种独立于社会语境之外的、与历史无关的美学意义呢？布尔迪厄认为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也许不相信，但一些艺术史家、艺术评论家及其众多的读者肯定相信，而他的抨击的目标就是：把“趣味”
作为一种自然出现的现象（通过部分地掩饰标记）来标识和维持社会界限的那种一致性用法，不管这些界限存在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还是存在于一个阶级的内部。
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分类系统是植根于阶级系统之中的。
布尔迪厄在《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书中，为自己设定的另一任务是对韦伯的社会分层模式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尤其是阶级与地位之间的关系。
布尔迪厄用“阶级分支”
（classfra）和“生活格调”
（life-style）等概念来展开他的分析，并详细论述了不同阶级分支的生活格调的差异。
他还在书中详细阐述了文化趣味的“三层”
模式——“合法”
趣味、“中产阶级品位的”
趣味和“大众趣味”
，这是一幅与教育程度和社会阶级相一致的趣味和嗜好的“地图”
，是阶级生活格调模式的开始。
这本书的经验性论述是建立在1963年、1967—1968年所做的两次大调查的基础上的，这两次调查通过对1217名巴黎、里尔和一个外省小镇的人士的访问获得了大量的数据。
此外，《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还补充了大量从其他众多的调查中获得的数据。
布尔迪厄认为，在他所论述的生活格调和文化趣味的模式中，工人阶级美学是一种被统治的美学，它不断地要参照统治美学（文化仲裁）来定义自身，工人阶级不像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那样能对构成或定义涉及美学判断的物品采用一种具体的美学观点，这些物品可以是一辆汽车，也可以是一个CD播放机，或一张照片。
在布尔迪厄看来。
上层阶级已经摆脱了必需品的困扰，可以有一种“玩耍的严肃性”
[148]（playfulseriousness），这一美学意义是一种不确定的世界关系的组成部分，是一种区分的意义。
“每一种趣味都聚集和分割着人群，趣味是与一个特定阶级存在条件相联系的规定性（ing）的产物，聚集着所有那些都是相同条件的产物的人，并把他们与其他人区分开来。
趣味是以一种根本的方式来区分人的，既然趣味是一个人所能具有的所有东西（人或物）的基础，是一个人对于其他人来说所能具有的所有东西的基础，那么，一个人就以此来对自己进行分类，同时也被其他人进行分类。”
[149]
布尔迪厄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趣味是社会身份的主要表示者和主要成分，是阶级内部婚姻主要的相互影响的决定因素之一，因为个人更倾向于与生活格调（也就是社会阶级）内部，而不是生活格调（社会阶级）之间的人交往和结婚。
在布尔迪厄看来，小资产阶级则不幸地两头落空，他们自认为与阶级体系内低于他们的人截然不同，但与高于他们的人相比，他们又面临两个问题。
首先，他们缺乏作为动员合法趣味基础的那种教育，其次，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缺乏“自在的或培养出来的自然”
，与上层阶级不同，他们缺乏那种家庭教育所熏陶出来的特有的习性，因而无法把自己学来的东西掩饰成自己与生俱来的东西。
布尔迪厄还对统治阶级所占有的经济资本（以拥有房子、拥有高级豪华汽车，以及收入等作为指示物）和文化资本（阅读报纸、上剧院的频率、对古典音乐的热情等）的全国调查统计数字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两种形式的资本之间呈反比关系，也就是说，经济资本多，文化资本就少。
这条规则对中产阶级也同样适用，由此布尔迪厄根据两种资本的不同分布结构制定出了“社会地位空间”
模式，这个模式比简单的上下等级的分层模式要复杂得多，这也就是韦伯所说的阶级与地位的交互作用。
在这种社会空间中，除了上下运动以外，还有其他多种可能的运动，布尔迪厄认为横向运动就很重要。
这是运用转换和再转换策略的结果，经济资本被用来换取下一代的文化资本，或倒过来用文化资本来获取经济资本，当然，用经济资本来换取文化资本也许更常见。
这些策略加剧了为接受精英教育而引起的竞争，例如导致了“文凭膨胀”
。
布尔迪厄以职业区分建构了“客观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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