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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classes），并把客观的阶级与“构成的阶级”
（structedclases）联系起来考察。
所谓“构成的阶级”
，是指在社会空间中被其经济与文化资本的混合物的量和构成所决定位置的阶级。
此外，布尔迪厄还考察了阶段习性与生活格调之间的关系，并认为饮食、运动、服装、非语言的交流等领域都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布尔迪厄得出结论：“最初在公司内部引发的分类的斗争，在生产与公共性之间为争取最高权力的斗争，在工程与市场之间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以及所有在统治阶级的统治阶层内部所进行的相同斗争，都是与涉及参与者的整个世界观和生活艺术的价值观的冲突不可分割的。
因为他们反对的不仅是不同的阶层利益与不同的学术与职业生涯，而且还有通过这些因素所显示出来的不同的社会新成员的吸收领域，以及因此最终产生的习性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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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隔》一书中，布尔迪厄的中心论点是关于事物意义的斗争，具体地说，布尔迪厄认为关于社会世界意义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
这一点与《教育、文化和社会再生产》一书中的论点是一致的，即确定秩序的社会再生产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象征性暴力保护的，所谓象征性暴力也就是文化再生产的一个过程。
布尔迪厄的分析似乎有过于强调决定论的倾向，尽管在描述系统的运作时，决定论可能不是那么强烈，但他的基本理论和问题仍然一如既往，即关于社会的文化和社会再生产模式似乎必须诉诸文化决定论。
理查德·詹金斯则认为《区隔》中还存在着其他一些问题：“从方法的角度，布尔迪厄对生活格调和阶级分支之间关系的分析是有缺陷的，阶级分支是从职业和雇佣地位的角度来界定的，而生活格调也并非不言而喻，它们构成的实践更是分散在许多不同的领域之中，其结果是掩盖了它们的连贯性和它们存在的‘现实’，我们又该如何发现它们那隐藏的一致性呢？……布尔迪厄对待工人阶级时所显露的肤浅性，无疑暴露了他自身的优越感。
布尔迪厄真的认为，对于工人阶级妇女而言，在美学选择的基础上来修缮、装饰自己的家园是那样奇怪的事情吗？正如玛丽·道格拉斯（MaryDouglas）所指出的那样，布尔迪厄自己的证据表明了工人阶级成员并不比其他任何人更少关心改变自己的境遇或更少向往出人头地[151]，也许这是布尔迪厄抖掉人类学家帽子上的灰尘，出去与他要写到的人聊上一段时间的时候了，在此，就像本书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布尔迪厄暴露了他那法国资产阶级文化网络成员的身份。”
[152]
七作为压迫工具的电视
没有任何其他一种媒体像电视这样充斥在我们的文化之中，情景戏剧、体育运动、谋杀案审理、快餐商业广告、遥远地方发生的战争等都通过电视源源不断地进入我们的家庭。
电视渗透的面是如此之广，影响又是如此之深，它对于我们形成对世界的看法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因此，我们绝对有必要设立一个强有力的批判机制来帮助我们认清电视的本质以及它能对人造成的影响。
布尔迪厄的《论电视》正是试图在这一方面有所作为的一本书，它是布尔迪厄根据自己最初在电视台所作的两个讲座的内容发展而成的。
在全国性电视节目中发表反对电视的讲话本身是一个令人生疑的机会，布尔迪厄对此非常敏感，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因为听众会远远超出法兰西学院惯常有的那些人，但谈论的话题又是那样的不讨巧，一个人如何能在电视上批判性地谈论电视呢？布尔迪厄用行动完成了这个艰巨而又貌似似是而非的工作。
在《论电视》一书中，布尔迪厄表示了深切的担忧，他认为电视以目前的形式构成了对政治生活和对民主本身的威胁，并进一步指出，电视只提供了一种自由的错觉，因为几乎所有在屏幕上显现出来的形象都是完全由公司和政治利益所操纵的。
电视为了追求高收视率就刻意迎合观众的口味，把新闻简化为一系列预先包装好的声音片断和感官刺激强烈的影像片段以吸引短时间的注意力。
布尔迪厄试图阐明电视所建构的“隐性作用过程”
，并分析它们对新闻工作以及艺术、科学、哲学和法律所产生的均质化作用（homoge）。
在布尔迪厄看来，电视作为一种思考的工具，应该有一个真正的民主任务，它原本可以成为一种直接民主的工具，但如今却转变成了象征性压迫的工具。
布尔迪厄主要攻击的目标是电视上的新闻演播，可以说，这是对电视新闻工作的一个摧枯拉朽式的批判。
他正确地注意到，法国和美国的电视都存在着这个问题，即在寻找视角方面，始终无法跳出主流圈子之外来看待问题，总是同样的那些人出现在谈话节目上来讨论热点话题，而那些持有“不同”
观点的人事实上常常都是好朋友。
于是，关于那些有可能会影响占人口比例很大的众多观众的主题，却最终不能给人任何新的见解甚至新的信息，不能给人任何有教益的东西。
布尔迪厄同样对新闻工作中的危言耸听进行了抨击，认为这是为了取悦大众的本能性的欲望。
他列举了一个法国儿童被谋杀，当地媒体加以报道的例子，来说明新法西斯主义“全国战线”
的成员是如何在群众呼吁要不按法律程序立即裁决的呼声中最终被卷入进来的。
布尔迪厄进一步认为，一旦缺少了媒体的支持，事实上，就不可能发起任何行动，这也就是五十个人游行的场面在电视上出现几分钟的威力，为什么会大大超过不被报道的几万人的大游行。
因此，新闻主义是通过操纵所有的政治、科学或知识生活才能最终实现的。
布尔迪厄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仅指出了电视等媒体是一个有权势的行业。
而且指出了这个行业是由非常脆弱的个人组成的，“基本上，这是反常的现象，在强势的集团权力下，相对于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而处于次等位置的记者，其地位的脆弱性，导致了记者的极端的不一致性。
就总体而言，记者可能摧毁一切，就个人而言，他们本身却不断地处在危险之中。
这是一个职业，从社会学理论方面看，生活是极为艰巨的（这并不意外，我们会发现有的记者是酗酒者），而且媒体中的小主管通常是非常可怕的，他们颠覆的不仅仅是记者的声誉，也是其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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