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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忍受这许多的同时，也可能变得很危险，他们处在这个痛苦的环境里，只好将其痛苦移情外化，并在暴力和轻蔑的形式下，来终结其痛苦”
。
[153]就电视而言，电视的游戏规则规定了诸如主题是否必须谈论、人物是否重要等，正是由于这些服从性，电视在异化新闻主义的剩余空间时，也异化了自己，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压迫工具的电视，其施暴的对象早已越出了包括记者等在内的大众传媒领域，电视甚至污染了知识界、科学界和艺术界，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还存在着现时代的凡·高的话，他将忍受媒体怎样的摆布。
因为，在文学或科学的小世界里一生默默无闻、固执理念的价值观，在充满竞争的现实条件里已经受到了电视的威胁。
布尔迪厄特别提到，资浅的记者和女性记者，在媒体的暴力中总是最先的牺牲者，这并不完全是因为小主管们特别刁难他们，而是媒体的整个结构在压迫他们，他们只有觉悟到这种结构性的压迫，才有可能抵御暴力，并自我组织起来，从而在交往关系中减少暴力，同时瓦解个人主义的神话，这将可能成为帮助人们理解社会集体性的一种方法。
另外，只有坚持加强每一个传媒机构的自治性和差异性，才有可能打破媒体的垄断性机制和压迫结构，记者们才有可能创造出某种共同的组织，并在紧急事件中（如一个小孩被绑架），记者们同意进行全面的消息封锁，从而不计较媒体竞争上的利益，以维护一种共同的伦理。
布尔迪厄在书中对于电视的谈论显然有点过于学术化，但还没有到使大多数读者感到趣味索然的地步。
这些曾在法国电视上播出过的讲话（这本书的书名，不管是在法语中还是被翻译成英语以后，都带有双关的含义：“在电视上”
和“论电视”
），甚至可以说整个话语都很有趣，也很恰当贴切，但他在讨论问题时用了很多后现代主义词汇，因而很容易使人在理解上发生偏差，况且，布尔迪厄用来支持自己论点的文学和社会学资料对于那些没有在文学和社会学方面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而言也相当难懂。
另外，布尔迪厄所引用的材料几乎全是法国国内的，因此对于非法国的读者理解起来难度不小，但是英译本翻译质量堪称上佳，翻译蕾弗格森（Ferguson）试图以在文本最后附加简短的注释来减轻这一文化传递上的困难，那些脚注对于界定布尔迪厄所作论述的法国语境很有帮助。
虽然《论电视》对于任何关心电视问题的读者来说都具有启发意义，不过，话得说回来，布尔迪厄的工作似乎只对那些从事社会学或后现代文化批评的严肃学者有用，而对于那些想要宽泛地了解有关电视问题研究的读者来说帮助并不太大。
有些人则认为布尔迪厄对于电视的批判过于悲观，认为他并没有为他所描述的问题提供多少解决答案。
也许电视的发展并不像布尔迪厄所想象的那样灰暗，但电视的影响的确正在不断增长，因而有关电视的讨论也就显得日趋重要，在这一点上，《论电视》无疑有其重要意义。
综观布尔迪厄的思想，美学和艺术问题在他的反观社会学理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文化场不仅构成了布尔迪厄剖析社会问题的一个典型语境，而且文化场复杂的运作机制，直接将一般的社会理论导向了深层模式的分析，这也就是布尔迪厄为什么总是将眼光聚焦在教育、艺术、文化、媒体等领域的原因。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布尔迪厄在揭穿文化资本的生产和传递的神秘性时，并没有忘记反思知识生产过程和知识分子自身，他认为像任何社会世界一样，学术世界是一个争夺学术世界的真理的斗争场所，同时也是一个争夺社会世界的一般的真理的斗争场所。
知识分子与其他行动者一样，并不享有什么特殊性，他们也是为了资本（对知识分子而言，是文化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而展开斗争，而且常常表现为争夺命名权的斗争，如以科学性的名义，武断地解决一些在现实中其实并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包括怎样判断谁是知识分子，哪些人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哪些人又真的认识了知识分子的本质等。
布尔迪厄力图通过他的实践理论，超越传统社会掌理论中的主观论与客观论的二元对立，他希望通过“实践”
来沟通对立的双方，他试图在关系、在“场”
之中描述行动者及其活动，描述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描述有形的经济资本与无形的象征资本之间的转换。
在布尔迪厄看来，无论是客观论还是主观论都不可能真正理解社会生活，而必须像他的实践理论那样，既公平地对待客观物质，以及社会的和文化的结构，又公平地对待正在建构的实践以及个人和团体的经验。
布尔迪厄的最终目的是要超越科学与其对象之间的对立。
在肯定布尔迪厄理论的意义和启示时，我们同时也应看到布尔迪厄本人仍未克服二元对立的理论矛盾。
他在解释社会生活时，过于强调科学的作用，过于相信主体的超越性和阐释能力，但在分析主体或者说行动者的行为时，又过于强调社会历史条件的决定作用。
显然，主观论与客观论的对立，在布尔迪厄本人身上也时有体现，而且布尔迪厄在分析文化资本的传递时，也常常给人以过于偏向客观决定论的印象。
布尔迪厄一直致力于超越社会科学中的二元对立和二分法。
在这一过程中他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和发人深省的阐述，但布尔迪厄的理论基调却是中庸的，就像他一再强调象征资本对经济资本的调节作用一样，布尔迪厄的作品所表现的调节倾向，正是人们误读的根源。
这一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一方面决定了布尔迪厄不可能像福柯、德里达、利奥塔那样引发即时性的轰动效应，另一方面却也为布尔迪厄留下了远为宽泛的理论上的回旋空间。
也许这正是布尔迪厄能够厚积薄发，理论影响长盛不衰的根源。
虽然布尔迪厄的思想不能简单地归入后现代主义，但是布尔迪厄毕竟与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同辈共享了后现代的思想立场和丰硕成果，而且的确是在后现代语境中展开美学和艺术问题思考的，更何况他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常常不假思索地直接援引后现代的观点和术语。
我们将以布尔迪厄一段颇具后现代神韵的话来结束本节：“当真理错综复杂时，我们就应该用复杂的风格来谈论真理……我的工作不仅是要反抗普遍性的观点或主张，反抗我们社会的坐井观天，而且还要使用一种永远具有颠覆性的语言，来反抗那些利用语言来进行反对披露科学真理的事实，这些颠覆性的语言文字早就存在着，它们之所以存在是为了颠覆‘社会本来就如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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