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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与为争夺国家权力资源而痛苦争斗的对立阶级中的一个阶级共命运。
每次阶级立场的选择都是从被选择的阶级有无可能想要，并且能够开创或维持一个适合知识分子追求的社会这样一个角度来进行争辩和进行合法化的；他们想要拥有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它在事实上承认特殊的知识分子领域（如文化和教育）的中心地位，承认在公共生活再生产方面思想的关键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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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鲍曼并不认为后现代性模式构成了对现代性模式的超越，也不认为这两种模式可以安排在一种进步的次序中。
同样，鲍曼并不认为，现代性作为一种知识分子实践模式已经被后现代性的到来而确定性地取代了，也不认为后现代性已驳斥了现代性的有效性。
总之，鲍曼仅仅是对理解使那两种模式的出现成为可能的社会条件感兴趣，仅仅对使得它们改变命运的因素感兴趣。
鲍曼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现代性世界观和知识分子策略形成的历史条件，探索它们受到后现代性世界观和策略的挑战以致被部分取代，或至少被补充的历史条件。
鲍曼认为，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种明显不同的知识分子实践的出现及其影响放在下列变化中来思考，就可以最好地被理解，这些变化是：工业化的西方与世界其余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变化，西方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变化，这一组织内部知识及知识生产的地位的变化，知识分子本身生活方式的变化。
可以说，通过鲍曼独创性的社会学研究，西方知识分子的元叙述中的连续性趋势得到了揭示。
在这种元叙述中，知识分子作为它的生产者，是看不见的、“透明的”
，而鲍曼的社会学的阐释学，使这种透明最终变成了不透明，变成了能够观察并能接受检验的现象。
六消费主义的欺骗性
在鲍曼80、90年代的思考和写作中，对于战后西方社会相对富足的体验，占据了很大的篇幅，鲍曼认为其原因是他正在寻找一种探讨从旧观念中解脱出来的、有关当代社会的理论模式。
在这过程中他发现消费主义是一个非常中心的范畴，“消费性的选择在当代社会中扮演了某种极为中心的角色，这与在现代社会中通常由工作、职业、就业等所扮演的角色相类似。
可以说，消费主义主要体现在对象征件物质的生产、分布、欲求、获得与使用上。
消费，不只是一种满足物质欲求或满足胃纳需要的行为，而且还是一种出于各种目的需要对象征物进行操纵的行为，所以，强调象征性物质的重要性就显得十分有必要。
在生活层面上，消费是为了达到建构身份、建构自身以及建构与他人的关系等一些目的；在社会层面上，消费是为了支撑体制、团体、机构等的存在与继续运作；在制度层面上，消费则是为了保证种种条件的再生产，而正是这些条件使得所有上述这些活动得以成为可能”
。
[170]在鲍曼看来，我们迟早要重写19、20世纪的历史，因为我们是把19世纪理解为工业主义的生产，那么消费主义的生产呢？消费主义必定也是在那段时间中产生的，但我们却忽视了这一点。
我们如此着迷于工作、就业和生产技术而无暇顾及其他东西。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关于这一问题的新书，如罗萨林德·威廉姆斯（RosalindWilliams）1989年出版的《梦界》，鲍曼认为它标志着这种重写历史的开始。
基尔敏斯特和瓦科认为鲍曼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不赞同消费主义，但是，我们却在《自由》一书，尤其是在最后两章中，“读到了这样两种矛盾的东西：一方面是因为消费主义成为解决自由—保障这一反论的方法而受到推崇；另一方面是对消费主义本身的批判”
。
[172]鲍曼对此的问答是：“在那本书中，我在两点上对消费主义的欺骗性作了批判，或者说采用了倾向于哈耶克的观点。
其一，比较消费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我们可以看出工业资本主义比消费主义更诚实，少一些欺骗性。
工业资本主义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们：这是老板，那是出卖劳动力者，因而人是被区分开来的，社会能为你提供的唯一东西就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如果你尽最大努力，你就有进入更高一个层次的可能性，但赢家和输家也始终存在。
而消费主义则并非如此直接明了，消费主义甚至还允诺它无法给予的东西，事实上，它允诺的是一种幸福的普遍性：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
也就是说，人们被同样允许进入消费主义的商店，他们同样被允诺将得到幸福，这是欺骗性之一。
其二，消费主义的另一欺骗性在于它设定了一个虚假命题：一旦你提供了消费者的自由、你就完全解决了自由问题。
因此，自由事实上被降格为了消费主义。
这一虚假命题使人们忘却了：除了买一套漂亮衣服以外，还存在着其他自我实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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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鲍曼的观点，有些人认为他在讲述消费主义的欺骗性，并对它进行批判时，人们却从中得出这样一个印象：这仍然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他正在谈论公众自治、工人当家做主等。
鲍曼对于这类看法相当坦然，他坚持：“消费主义欺骗性中的第一点在于它藐视公正原则；第二点在于它藐视自我实现原则。
我始终相信这两条原则，如果你们认为它们是社会主义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吧。
但我并不认为它们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事实上，公正原则与自我实现原则应该被界定得更为宽泛，它们是西方传统所固有的，是启蒙的价值观，我无法想象一个社会能完全放弃这两条原则。
公正和自我实现的原则一旦被发明出来就不可能再被忘却，它们将一直对我们产生影响，直至这个世界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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