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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念，所谓即兴演出的剧场指的是不同的身份可以被采纳和表现出来的场所。
巴特勒认为我们的性别角色虽然可以通过模仿表现出来，如男性着异性服装往往被当作颠覆社会性别的一个例子，但我们应该警惕我们所用的有关表演性的例子，在公共领域中显然存在着很富戏剧性的重塑身体的欲望，存在着虚幻地改变身体的欲望。
巴特勒并不把男性着异性服装看作是颠覆社会性别的一个范式，因为男性着异性服装本身有其内在制约性，用巴特勒的话来说，男性着异性服装有其自身的忧郁症。
事实上，巴特勒也并不认为：如果我们被更多地拖离社会性别，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舒畅。
四解放的可能性
巴特勒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最显著的特色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传统女性主义自身。
在巴特勒看来，世界并不普遍存在所谓父权制度，“女人皆受男性压迫”
的传统女性主义观点有着宏大叙事的色彩，它遮蔽了传统女性主义过分自我中心主义的倾向，它导致了一部分女性经验被夸大为全球妇女的普遍经验。
由于性别表演理论的提出，“女性”
这个概念本身的确定性，已被巴特勒震撼得摇摇欲坠。
巴特勒流畅、机智的论点已经引发了一个有关女性主义政治理论发展前景的“麻烦”
，在这个“麻烦”
的骚扰之下，支持性别等级制和强迫双性恋的那种关键的规定性虚构，已经成了极不可信的东西，而且“女性”
这一范畴本身也已变得疑问重重。
对巴特勒而言，传统女性主义政治只试图把“妇女”
从父权社会中解救出来，而不是要改变我们现有社会的内部结构，这实际上肯定并重新生产了那种对人进行二分并把人放置到相互对立位置的文化结构。
事实上，坚持一元论主体并没有使人自由表达神秘的身份，从而摆脱权力的污染，相反，倒是继续在重新创建性别和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结构，并重新运用权力去规范这些结构，此处，我们看到的显然是彻底的德里达式的解构思路与福柯式命题的有趣结合。
巴特勒进而认为“对社会性别的表达背后并不存在着社会性别身份，身份是由被说成是其结果的这种表达所表演性地构成的”
[193]，也就是说，并不存在着“社会性别真实的或虚假的、真正的或被歪曲的行为，而那种对于真实的社会性别身份的假定，则是一种规则性的虚构”
。
[194]为了向这种虚构挑战，巴特勒建议道，新的身份可以通过那些取代无争议的“自然”
表演的矛盾表演来建立，这种矛盾表演显然要借助于德里达意义上的重复和模仿，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重复本身，而是如何重复，以及通过社会性别的剧烈扩散来取代那些使得重复得以进行的社会性别准则。
[195]至于模仿，也绝非普通意义上的模仿，因为巴特勒并不是在谈论对原初性的模仿，而是在论述对模仿（即早已由文化结构所形成的对所存社会性别以及**的规定）的模仿。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用重复和模仿的观点作为对强加的文化范畴的政治解毒药，在某些方面似乎缺乏说服力并且困难重重，这一点连巴特勒本人也已注意到了。
因为社会性别表演论在解答问题的同时，又引发了许多急需回答的问题：表演性是否指人通过符合一种身份特征的表演行为来拥有那种身份？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这里的“人”
又意味着什么？它表明的难道不是一种先于行为而存在的身份？如果“人”
不是表明一种身份，那么，谁又是行为的表演者？那么，为何又要说出一个不在场的进行表演的“人”
？
巴特勒的真实意图是否指：当人们不能确定自己的社会性别时，随着社会性别差异而出现的性压迫就有可能消失？或者说，被赋予不同社会性别身份的主体，是否有可能从压制性的社会条件中解放出来？
其实，这种解放的可能性已经与知识的生产、再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巴特勒思想的敏锐之处在于：她指出了即使知识本身，也正不断地通过对以前知识的重复、再肯定或者争夺的那些表演而被重新创造，在这些重复中，我们应该如何用我们表演的自然感觉来同非自然化的身份进行妥协呢？事实上，在把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从一个内部来源移到一个创造自我（身份）的结果的这一过程中，我们既失去了对于自己感觉的连续性的阐释，又失去了对于我们的感觉是如何整合成一个连贯“自然的”
身体的理解。
因此，女性的解放，或者说人类的解放，将还有一段非常艰巨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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