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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质疑都被拒斥为“观念陈旧”
或“政治保守”
的傲慢气息日益膨胀时，恶作剧式的嘲弄是有效的、也许是唯一有效的批评策略，将某些“后现代理论家”
披着“皇帝新装”
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而更多的评论者力图与情绪性和戏剧化的纷争保持距离，希望通过冷静的讨论澄清迷惑和误解，在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之间建立有效的对话。
苏卡尔在他的声明、应答中多次引用了劳丹（LarryLauden）写在《科学与相对主义》序言中的一段话：“从相信事实与证据的至关重要，到认定一切都可归结于主观的利益与看法，这样一个观念转换是我们时代反智主义最为突出和有害的表现。”
苏卡尔感到，美国人文学界的某些领域正是在这种时髦的“观念转换”
中失去了应有的严格学术标准，特别是一些人文学者在他们的“科学学”
研究论著中，对自然科学新成果的误解和滥用达到了令他吃惊的地步，多年以来他一直为此而困扰。
但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他无法确定他对某些人文研究的迷惑不解是由于自己身处外行的理解局限，还是因为那些“文本”
自身的混乱离奇。
于是，他决定做一个实验，蓄意编造一篇荒谬的“论文”
，没有确凿的证据，没有明晰的逻辑论证，而只是将一些被任意歪曲了的科学发现成果和某些后现代大师的陈述用含糊不清的语言相互圆说，进而武断地否认外在世界的存在，否认以科学方法获取客观知识的可能，并推论这样一种“后现代式的否定性批判”
将对进步的左翼政治产生积极的影响，以此迎合编辑的知识取向和意识形态偏好。
那么，《社会文本》对这篇奇文的采纳究竟证明了什么？它不过证明了一次编辑失误。
这是《社会文本》的编辑对此事件的解释，或者说是他们希望公众能够接受的解释。
失误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对物理学知识的局限造成了“暂时的盲目”
，使他们在处理一篇出自物理学家之手却挑战传统科学观的论文时失去了准确的判断，他们对其探索性和独特性的欣赏淡化了他们作为编辑应有的审慎。
在苏卡尔看来，这是后现代理论在知识问题上的傲慢走向了它的逻辑极致的例证。
这种傲慢是盲目的，它并没有坚实的知识论基础，而是由被他称为“草率思想”
的荒谬性所致。
苏卡尔将其要害诊断如下：否定客观现实的存在，或者，承认其存在但否定其在知识实际中的相关性，一切都只是社会、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建构，事实和证据并不能用来鉴别知识的可靠性，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都不存在客观真理，任何陈述的有效性都是相对的（相对于陈述者个人或其所属的族群和文化）。
这是后现代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和认知相对主义所依赖的“草率思想”
。
苏卡尔进一步推论，以这种荒谬的草率思想作为知识论前提的文化研究，当然不可能确立严格的学术评判标准：“如果一切都是话语和文本，那么对于真实世界的知识就是多余的，物理学也只是文化研究的另一个分支；如果一切言辞都是语言游戏，那么内在的逻辑自洽也就无关紧要。
于是，不可理解成为美德，引述、隐语和双关语代替了证据和逻辑。”
苏卡尔认为，在这种日渐流行的后现代文风中，他所编造的论文只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例子”
。
对于“苏卡尔事件”
背后的真正成因，傅大卫在《“两种文化”
的迷惑与终结》中作过精彩的解读，作为“科学研究”
的历史和哲学研究者，傅大卫认为苏卡尔颠覆的真正目标其实是人文科学领域中的“科学研究”
学者，虽然《社会文本》杂志的这期专号是针对科学的，但它只是一本人文科学领域的文化研究杂志，远不是一本严谨的“科学研究”
杂志，因此苏卡尔的成功也许是要打折扣的。
但是，这一事件本身的确反映了保守的科学家对于人文科学领域里的“科学研究”
的敌意，这除了两者之间的长期结怨外，也许与当今科学发展的自身处境有关，由于“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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