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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束，科学已不再享有过去的优厚地位，科学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有一个新的“社会契约”
。
今天科学的价值应该体现于给人民带来具体的福利和保障，而不再是如何更有效、更精确地摧毁敌人，或是追求更昂贵、更抽象的真理，再加上激进的动物保护主义者、生态主义者的活动，以及反核运动、宗教活动等的开展，还有“科学研究”
切入科学现实的精彩成果也在不断涌现，这不仅使得科学的“任意发展”
受到了限制，而且科学家的工作安全也受到了威胁，因此，许多科学家也深信新的“社会契约”
必然会到来。
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科学家的确会对来自于人文科学领域的“科学研究”
更为敏感和不满。
不过，傅大卫同时也乐观地认为“科学研究”
将会获得更多科学家读者，会有更大的机会与寻找新出路的科学家进行真正的对话。
[201]
刘擎在《后现代主义的困境——“苏卡尔事件”
的思考》一文中，则从后现代主义的限度精彩地分析了“苏卡尔事件”
的真正成因，他深刻地指出：不能从一个特定的刊物在处理一篇特定的来稿时的编辑失误的角度孤立地理解这一事件，考虑到《社会文本》在文化研究方面的权威地位，考虑到苏卡尔所仿效的后现代观点和文风在近几年的文化研究领域中有相当的代表性，我们有理由进一步探讨这一“失误”
背后更深刻的知识学和社会学原因。
首先刘擎认为这场论战具有丰富的意义，“焦点错位”
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学科之间理解和表达的障碍，而是双方论点所针对的“问题域”
不同所致，苏卡尔一方集中攻击的对象是激进的理论——那种将后现代言路延伸到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越界批判”
，已经成为对各种知识的有效性不加区分、完全否定的“总体批判”
，而另一方所能变化的是温和的后现代言路——那种对知识生产环境及应用效应的社会文化批判。
但是，从这场论战中，我们仍然能够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
（1）后现代理论对自然科学内部知识有效性的否定是一个严重的“越界”
失误。
（2）后现代理论有必要澄清其批判话语在知识论意义上的确切意义。
（3）后现代理论有必要认真反省对当代科学成果的误解和滥用。
（4）人文及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刘擎认为，苏卡尔在最后一点上的看法是平和、公允的，他承认人文及社会科学家对自然科学提出的许多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他甚至同意，在一定意义上，科学讨论的某些内容是受到文化制约的。
[202]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庞杂、松散，而又歧义纷呈的思潮，除了利奥塔几乎没有人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或后结构主义者，福柯曾经这样问道：“什么是人们说的‘后现代’？我有点跟不上形势了”
，“我不理解有什么样的问题是对于被称为是后现代或结构主义者的人们是共同的”
。
正如刘擎指出的那样，苏卡尔的粗疏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区分在歧义纷呈的后现代话语中，究竟是谁宣称了“客观世界并不存在”
，谁只是暗含了这个设定，谁仅仅是“悬置”
或回避了这一问题，而谁又是接受了客观世界的存在而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
因此，苏卡尔的“诊断书”
具有过于简单化和概括化的倾向，苏卡尔在有效地攻击了后现代理论中最为极端、也最荒谬的版本时，却以偏概全地否定了整个具有后现代倾向的文化研究。
当然，苏卡尔对于“庸俗后现代主义”
倾向的有力批判，仍然是值得所有坚持后现代言路的学者严肃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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