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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存在着换喻与隐喻的对立，语法与修辞的对立，语法的修辞化与修辞的语法化的对立，“乍看起来，这段叙述似乎在颂扬一个主体固执己见的、独立自主的创造力。
修辞手段被假设为创造力……反之，无人会称赞井井有条的语法模式。
然而，我们对普鲁斯特这段叙述的阅读表明，恰恰是在我们对隐喻的统一力量提出最高要求时，这些非常形象化的比喻事实上却依赖于对半自动的语法模式的欺骗运用。
隐喻和一切把相似性作为掩饰差别的方式的模仿、双关或拟人化这类修辞模式的解构，使我们重新回到语法和源于语法模式的符号学的非个人色彩的‘精确性’”
，普鲁斯特的这段叙述体现了“修辞的语法化”
，它“似乎达到了真实，尽管是通过暴露一个错误而虚假的存在的否定道路而达到的”
，它使我们最终怀疑“隐喻优于换喻”
的正确性。
德·曼由此进而推出三个结论：
一是认为阅读不可与文本分割开来，一切文学文本都因修辞性而具有自我解构的功能。
他指出，由于语言的上述这种修辞性而造成的文学文本在表达一个意思的同时又否认这个意思的效果，显示文本本身具有修辞性解构的功能，“当修辞学被当作是雄辩术时，修辞学是行为性的，但是当它被当作修辞手段的系统时，它便解构了它自己的行为。
修辞学是一个文本，因为它允许两种不相容的、相互自我毁灭的观点存在，因而在任何阅读和理解方面设置不可克服的障碍。”
[115]他还说，“阅读不是‘我们的’阅读，因为阅读仅仅利用文本本身提供的语言成分；把作者与读者区别开来是阅读所证明的错误区别之一，解构不是我们把某种东西增加到文本中去，而是结构原来的文本。
一个文学文本同时肯定和否定它自己的修辞模式的权力，而且通过阅读我们所解构的文本，我们只是试图像不得不首先以写句子为目的的作者一样，较为接近地成为一个严谨的读者。
诗歌写作是最先进、最精致的解构模式”
，应当充分看到修辞性这个“构成一切文学语言的解构要素的存在”
。
[116]
二是指出了文学阅读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和解构的不可避免性。
他说，“阅读揭示了一个基本的悖谬：这段叙述将隐喻化为‘正当的’文学修辞手段，但接着又利用认识论上相矛盾的换喻这个修辞手段来解构自己。
批评话语揭示了这个欺骗的存在”
，即破了“隐喻优于换喻”
的迷信，但通过进一步读解，发现其中“把隐喻的不可能告诉我们的叙述者他自己或它本身又是一个隐喻，是语法句段的隐喻”
，这样又对“换喻优于隐喻”
提出质疑，“于是这个主体——隐喻接着又开始了这种二度的解构”
。
[117]在德·曼看来，由于文学文本语言的修辞性，造成它具有语法与修辞、字面义与比喻义、隐喻与换喻……之间的永恒的内在矛盾和张力，因而决定了文本自我解构的特征和对文本的读解永远是意义的悬置不确定，永远只能是解构性阅读。
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对文本进行解构，对文本严密语法背后的神秘修辞性进行分解。
三是文学阅读由于语言的修辞性而成为“阅读的寓言”
即“正确的”
阅读的不可能性。
通过分析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当中的一个片段，即马赛尔阅读一篇小说的行为，德·曼试图探讨“文学文本是否就是关于它描写、讲述或表达的东西”
，结果，德·曼看到语言的修辞性所带来的文学（包括批评）语言的欺骗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靠性。
他认为阅读实际上是审美反应的阅读和修辞意识的阅读同时发生的过程，二者文本的理解具有一种分裂作用并展示了文本逻辑的不一致，这种分裂的作用指明，“至少不可避免地产生两种互相排斥的阅读，并断言在比喻和主体的层次上真正的理解是不可能的。”
[118]他还说：“文学和批评——它们之间的区别是骗人的——被宣告（或被赋予特权）说是永远最精确的语言，而结果却是最不可靠的语言，人类正是按照这个最不可靠的语言来称呼和改变自己的。”
[119]而语言的不可靠性又造成“正确的”
阅读的不可能性（uy），即前述语言的修辞性造成一切文学文本的自我解构特征与读解的无所适从、意义悬置；同时也由于语言的虚构性和欺骗性，造成阅读的终极永恒的困境，“阅读最重要之点已证明，最终的困境是语言的困境，而不是本体论的或解释学的困境”
[120]，正是语言的修辞性导致了阅读的不可能性即“阅读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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