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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阅读的解构性。
再次，德·曼从德里达对卢梭的解构批评中受到启示，他提出了文学批评中“盲视”
（blindness）与“洞见”
（insight）之间具有相生相克的辩证关系的观点。
通过对若干文学批评家和哲学家的分析，德·曼发现，这些批评家和理论家们在对文本的批评当中常常出现一种“悖论”
，即其独到的“洞见”
往往与其所强调的内容背道而驰，因而这种洞见被作者自己所忽略。
阅读中这种由批评家的无意的移置中心所形成的、并在自身解构中不断出现的矛盾就是一种“盲视”
，而批评家只有借助某些盲视才能获得洞见。
盲视是洞见的前提，洞见寓于盲视之中。
盲视是作者刻意强调的东西，而洞见则是暗含在文本之内并与作者的明确意图相左的意见。
为了说明这种盲视与洞见的关系，德曼分析了新批评派、卢卡奇、普莱、布朗肖、德里达等的批评著作，“所有这些批评家似乎有些奇怪地言不由衷，他们注定要表达的非常不同于他们本意想要表达的。
他们的批评姿态，卢卡奇的预言家风格、普莱对本源之‘我思’的力量的确信、布兰切特对‘元马拉美式’的非人性的宣称，都被自己的批评结果所挫败，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精辟但又艰难的对文学本性的洞见。
但是，似乎批评家只有被这些奇特的盲目性所支配时才能得到这些洞见：他们的语言能摸索着走向一定程度的洞见只因为他们的方法对这些洞见保持漠视。
洞见只对处于优势地位、能够注意到这种以它自己的方式存在的盲视的读者存在，而他自己的盲视问题是他所无力去质询的，因此他能辨别陈述（statement）和意义（meaning）的差别。”
[121]因此，他认为，批评家只有经过对文学、历史等文本的盲视，最后才能获得对文本的洞见；同样，读者在阅读这些批评理论的时候，也应该透过字面意义（statement）来寻找作者的弦外之音（meaning）。
德·曼还对盲视和洞见辩证关系的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意义作了独到的阐述。
在他看来，所谓“盲视”
，即阅读的“偏离”
或“误读”
。
德·曼认为：（1）批评家由于面对的是由语言构成的文本，而语言，如前所述，不仅有能指与所指、符号与意义间的不一致，而且以修辞性为根本特性，因而对读者（包括批评家）来说，必然有模糊性、欺骗性、不可靠性，这就决定了任何阅读必然“偏离”
文本，必然都是误读；（2）批评家总要发表评论意见，也不能不使用语言，而语言的修辞性，不仅使他总是误读文本，而且使他在表达误读后的看法时也总会与意图发生偏离，说一些文本未说过、甚至自己本不打算说的话，这就是“偏离”
之“偏离”
了。
就此而言，批评永远是误读，永远是谬误的“生产”
和叠加，所以他说：“作品可以被反复地用来证明批评家在哪些方面和以怎样的方式偏离作品，但是在证明这点的过程中，我们对作品的理解被更改了，因而谬误的观点被证明是具有生产性的。”
[122]一部批评史就是盲视、误读的历史。
但盲视可以转化为洞见。
德·曼认为，正是在对作品不断的偏离、误读甚至一代又一代的盲视中，批评家们逐渐产生了最深刻的洞察力，他们通过这种否定运动而获得了批评的洞见，“这就是说，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实际上构成误读的历史，任何一位后来的批评家都可根据作品来证明前辈批评家对作品的误读，而正是这样不断地误读，批评家对作品的洞见才会不断地产生”
。
他的结论是，“批评家对于他们自己的批评假设产生最大的盲视的时候，也就是他们获得最大洞见的时候”
。
[123]这个观点是辩证而深刻的。
他还进而提出，误读是文学史和批评史的必然组成部分，整个批评史可以说是由盲视与洞见的相互作用构成的。
这一观点对传统文学史、批评史观当然是很大的冲击，但也是很深刻的启示。
最后，德·曼还把他的解构理论推广到非文学的各种文本中去，认为即使以严密推论为基础的、科学性强的哲学、政治、法律等文本，在语言上同样因根本的修辞性而有矛盾性、虚构性、欺骗性，从而也具有自我解构因素并导致最终不可阅读。
他对卢梭著作的读解堪称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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