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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调，既有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也吸取了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传统，强调于文本本身的断裂性和不确定性。
从而打破了文本中心主义的窠臼，以形式分析为切入点，但最终让视线扩展到整个文学传统和文化影响的视域之内。
其次是泛文本化倾向。
布鲁姆没有满足于仅仅做一个专门的诗歌批评家，他的研究除了英美诗歌之外，后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基督教、犹太教等宗教的教义也被作为想象性的文本，受到影响诗学的“有意误读”
。
他的误读理论本身就有来自保罗·德·曼的理论影响，他的影响的焦虑的概念也来自于弗洛伊德“家庭罗曼史”
理论、尼采的超人理论，也掺杂了宗教神秘论的观念。
他这种打通各学科的界限的批评方式，以及把宗教理论等都作为一种文本的观念，可以看出，他把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作为一种文本活动，在其中都可以找到心理活动尤其是防御与压抑活动的机制。
另一方面是反后现代特征。
布鲁姆的许多理论与解构主义文学批评观相左。
例如他不认同断言所有的文本与文学影响无关的批评观，在布鲁姆看来，“诗的历史是无法和诗的影响截然区分的”
，因为一部诗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
对方的诗的历史。
此外，在对意义的相信与追寻上，布鲁姆走出了解构主义的阴影，创造出了自己所独有的一套影响诗学或者说修正理论。
在与耶鲁学派的关系上，他和德·曼也一直争论不休。
德·曼和其他解构主义者强调语言意义的不稳定性，而布鲁姆却认为人们的想象力应该独立于语言之外。
此外，布鲁姆坚持的文学批评理论，也有几个明显与后现代思潮逆流的特征。
一是试图把浪漫主义树立为文学批评的正统。
布鲁姆早期对浪漫主义诗学的研究，通过讨论浪漫主义的持续性，体现了布鲁姆在后文化复兴的英国文学中试图将浪漫主义树为中心的雄心壮志。
这与打破正统与权威的后现代思潮截然相反。
二是强调审美自律性与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文学观。
布鲁姆在90年代以来关于“经典”
的论著中，试图恢复以“审美”
为中心的经典观，认为文学应该坚持个体孤独“自我”
取向的审美价值观，阅读的目的或作用就是为了增进与改善自我，阅读经典是为了获得一种崇高形态的审美乐趣和愉悦。
在文学观方面，他坚持审美的自律性，认为文学之所以伟大是因其精神升华和美感强度，而与政治和道德无关，“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
。
[133]这无疑是从康德到唯美主义一以贯之的审美自律观念的再次阐释，从这种精英主义的美学倾向来看，布鲁姆应该属于现代主义美学的阵营，这无疑与其所处的后现代主义语境格格不入。
对布鲁姆文学理论的这种两重特性，艾布拉姆斯从传统人文主义的视角作出了非常精当的评价，“布鲁姆重新赋予作为人的作家和读者在文学交际中的影响力地位”
，他把布鲁姆和同样被认为是“新阅读理论”
主张者的斯坦利·费什（StanleyFish，1936—）进行比较，“假如说费什的理论是‘半人性的’，那么布鲁姆的理论就是‘太人性的’，因为它从‘强势的’文学书写与阅读中撇开一切动机，只留下关于自我的考虑和关于对自我权利意志不加约束的一切内疚……”
[134]
但说到底，布鲁姆主要还是一位解构主义批评家，他的最大贡献还是“影响即误读”
理论。
布鲁姆的“影响即误读”
理论问世以后，受到英美乃至国际批评界和美学界的高度重视。
这里不可能全面评价布鲁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一理论包含着局部的真理性。
布鲁姆强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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