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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18世纪有了“小家庭的私人域”
，文学创作的主要体裁为书信体，故有“18世纪被称为书信世纪”
之说。
写信作为私人的创作活动，就“使个体的主体性表现了出来”
，书信体作品成为“心灵的复制和造访”
，“充满了作者的血和泪”
[14]，其意是，那时的文学创作帮助私人（作者）建立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私人域”
，同时也使他（个体）获得了自我意识，确立起自我认同的主体性。
其次，他认为，文学艺术还能帮助个体（自我）建立起与他者（另一个体）的交往关系。
仍以18世纪书信体小说为例，这种文学创作借助于揭示自我（个体）的隐私而与他者发生关系。
作者抒写自己内心世界的隐秘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他者）参与进来，私人“日记”
成为发出去让他者读的信，第一人称的小说也成为供收信人听的独白。
这样，就使本为私人性的写作具有了与他人发生关系的公共性，成为激发、规范、帮助他者（读者、公众）确立主体性的重要方式和力量。
通过这种文学创作和阅读，作为私人（个体）的作者和读者均进入了公共域，发生或建立起相互沟通、同情、理解等亲密关系。
哈贝马斯以当时英国著名作家理查生和斯泰恩为例，指出，通过文学创作活动，“理查生和他的读者一样，也替他的小说人物落泪，作者和读者自己都变成了小说中自我倾诉的人物”
。
斯泰恩是“把小说放到了与公众相关的场景之中”
，“允许每个人替自己要求一种作为补偿的文学活动，把人物与读者及作者的关系作为现实的补偿关系”
，这样，“事实上，最初靠文学传达的私人空间，即具有文学表现力的主体，已变为拥有了广大读者，而组成公众的私人们围绕读到的内容一起进行讨论，从而带入共同推进的启蒙过程中”
。
[15]在此，文学起到了把作者与读者、个体与公众连接起来，确立各自的主体性，并建立起公共域中主体间性的中介作用。
这样，哈贝马斯就从形成、催进、建立人与人的交往关系的角度阐明了文学艺术的本质和功能。
这一思想，在他论述席勒《审美教育书简》中的美学思想时，得到了更明确的阐发。
他认为，席勒设计的未来审美王国中，艺术和审美发挥了把人的意识乃至整个社会重新凝聚、整合起来的中介作用，艺术实际上就是把分散主体的潜在交往理性激发出来，使之成为建立“主体间性”
的合理关系的最佳方式。
在此意义上，艺术和审美“能够完成使分裂的现代性统一起来的历史使命”
。
[16]“唯独美的中介能够使社会统一起来，因为它同所有成员的共同点发生关系。”
[17]
这样，哈贝马斯就站在现代性文化建设的高度，把他的“交往合理化”
理论贯彻到艺术本质、功能的阐释中，形成了非常独特而有创造性的艺术理论，成为他整个交往合理化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上述几个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哈贝马斯希望把现代艺术和美学的建设纳入他用交往行为合理化改造现代资本主义的方案中去。
这固然有其批判“晚期”
资本主义的积极意义，但归根结底，仍然与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思想一样，不过是一种有乌托邦色彩的浪漫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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