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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对于文学理论的考察是从“文学是什么”
这一问题切入的。
他在对于形式主义文论的批评中指出，形式主义者最初将文学作品视为种种手段的不无随意性的组合，后来将这些手段视为一个整体文本系统之内的相关元素或功能，它们共同之处在于陌生化效果，体现形式为语言。
形式主义将文学语言视为一套偏离于普通语言的特殊语言，在这样的偏离中隐藏着关于“什么是文学”
这一问题的答案，显然，文学性被视为话语差异性关系的一种功能。
这一理解的合理性在于表明“文学性并不是一种永远给定的特定的特性”
，但另一方面又无限扩大了文学的边界，如此一来，文学之为文学的问题反而湮没不彰了。
通过对于形式主义的批评，伊格尔顿推翻了一开始提出的“文学是什么”
这一问题的合法性，因为这样的提问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文学不是“某一或某些内在的性质，而是人们把自己联系于作品的一些方式。
在由于各种原因而被称为文学的一切中，相分离出一些永恒的内在特征也许不太容易。
事实上，这就像试图确定一切游戏所共有的唯一区别性特征一样的不可能。
文学根本就没有什么‘本质’”
[133]。
相信存在着永恒不变的关于文学之为文学的内在特征，或者相信关于文学性的探讨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围绕文学、历史和哲学之间古老的争论，在伊格尔顿看来只能是一种幻觉。
文学并非客观的描述性范畴，也非主观性范畴，它植根于更深层的稳固社会信念结构之中。
批判文学理论关于文学界定的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关于文学的界定毫无意义可言，它所告诉我们的不是事物的确定永恒存在，而是“我们的所作所为”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从自己的关切出发来解释文学作品的——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自己的关切’概括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这一事实可能就是为什么某些文学作品似乎世世代代保持自己价值的原因之一。
当然这可能是因为，我们仍然分享作品本身的许多成见；但这也可能是因为，人们一直在评价的实际上根本不是‘同一’作品，尽管他们也许认为是。
‘我们的’荷马并不是中世纪的荷马，我们的莎士比亚也不是他同时代人心目中的莎士比亚；情况很可能是，不同的历史时代为了自己的目的构造了‘不同的’莎士比亚，并在这些作品中发现种种可以加以重视或贬斥的成分，尽管这些成分并不一定相同。
换言之，一切文学作品都被阅读它们的社会所‘改写’，即使仅仅是无意识的改写。
的确，任何文学作品的阅读同时都是一种‘改写’。
没有任何一部作品，也没有任何一种关于这部作品的当时评价，可以直截了当地传给新的人群而不在其过程中发生改变，虽然这种改变也许几乎是不被觉察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那被当做文学的乃是一个极为不稳定的东西的原因”
[134]。
分析伊格尔顿的上述阐发，可以将其要点归纳如下：第一，文学理论关于文学性的思考必须将理论实践主体拉入视域之中，文学理论根植于主体的生存现实之中，根植于对现实的关切之中，因此关于文学性的界定也必然扎根于现实土壤之中，并且其本身就是现实世界的一个环节；第二，对于文学作品的批评是历史的、具体的，因而关于文学的理解也必然具有历史性和具体性，可以说，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就是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第三，阅读文学作品是一种社会性改写，理解和认识文学也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建构过程，其间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支配性与斗争性；第四，文学理论一直就与种种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价值标准密不可分，“与其说文学理论本身就有权作为理智探究的一个对象，还不如说它是由以观察我们时代的历史的一个特殊角度”
[135]。
概言之，无论是阅读接受还是理性批评，关于文学的实践及其理论认识无不是意识形态的，伊格尔顿于此剖析的个案就是所谓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
问题，所批判的对象则是利维斯。
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认为，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由亨利·菲尔丁（《汤姆·琼斯》）开创，由一些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来体现和传承，比如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乔治·艾略特（《荒原》）、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画像》）、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恋爱中的女人》），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则被认为差强人意，而《德伯家的苔丝》的作者哈代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
[136]对此，伊格尔顿一针见血地指出，“根本就没有本身即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或传统，一个可以无视任何人曾经或将要对他说过的一切的文学作品或传统”
[137]。
所谓无可怀疑的伟大传统，只不过是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目的而在特定时代提出的一种关于什么是文学的建构，审视这些所谓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则清晰显现出利维斯自己以及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性来：“文学理论与这个政治制度有着最特定的关系：文学理论有意或无意的帮助维持和加强了它的种种假定。”
[138]
由此，伊格尔顿断定，文学范畴不过是人们在不同时间出于不同理由赋予某些种类的作品的一个名称，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那些标示出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的东西，而是这一判断处身其中的社会生活实践，20世纪诸种文学理论也必须从这一社会生活实践中才能得到正确反思。
在伊格尔顿看来，女权主义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批评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迅速退潮相联系，性政治与社会主义左翼力量相消长；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不再流行，既与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有关，也与各种新理论思潮的批评有关；后结构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所搁置与驱逐的正义与自由、真理和自律等问题，坚定地拒绝从理论中视野中消失，正是它们依然在现实中有待正视和亟须解决的表征；后殖民主义不过是颠倒的帝国主义统治，包含着对于“他者”
的理想化浪漫与以及简单化的政治；文化理论关于文学艺术作品并不存在中立的或者清白的阅读的这一主张已经为人接受，但这并不应该意味着关于普遍价值预设的人文主义传统已经寿终正寝的结论是毫无异议的，即便如此，现实也依然没有走过作为文学理论活动之所立足的历史阶段。
文学理论的一切陈述都是在一个经常是隐而不显、却又无处不在的价值结构之中进行的，因而，任何中立的陈述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分享了某些深层的认识方式和评价方式，而它们是与我们的社会生活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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