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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中，没有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起源不能用经济必然性来说明；同时，没有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不为一定的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所引导、所伴同、所追随。
社会发展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在一种纯粹的经济平面上进行的。
因此，对社会基本矛盾，我们应该具有一个整体观念。
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着社会的基本面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决定着社会形态的演变和更替。
就人类总体历史而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呈现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但是，就具体民族历史而言，社会发展并不是严格地按照这五种社会形态的序列演进的。
这里，人的活动的选择性表现出重要作用。
尤其是当一个民族的历史处在转折点时，其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往往交织在一起，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为该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途径。
在这多种可能性中，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实现，则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选择，取决于这个民族内部不同阶级或集团的实践力量的对比。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选择可以使一个民族跨越一定的社会形态，通过不同的道路迈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
例如，日耳曼民族在征服了罗马帝国之后，越过奴隶制，从原始社会直接走向封建社会；北美洲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随着欧洲移民的到来在特殊的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但是，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并不是对社会发展总体进程的否定，不能由此认为社会发展如瓶坠地，碎片四溅，没有确定的方向。
从人类总体历史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没有也不可能早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没有也不可能早于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形成没有也不可能早于奴隶社会，而原始社会是所有民族的“原生的社会形态”
。
某一民族可以跨越一定的社会形态，但其跨越的方向同人类总体历史进程是一致的，实际存在的生产力状况规定着跨越的限度，较先进的社会形态对跨越具有导向作用。
日耳曼民族跨越了奴隶社会，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走向封建社会，是日耳曼民族征服了罗马帝国后适应罗马帝国生产力状况的结果，是“由于在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
[41]。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发展是历史规律的决定性与人的活动的选择性的统一。
历史规律的决定性是指，社会活动的每一个结果，以及实际发生的历史事件都有其内在的原因，社会活动中的主要因果关系构成历史规律或必然性，正是在历史规律的制约下，社会发展呈现出一定的轨迹和趋势。
所谓人的活动的选择性，是指具体的历史主体以一定的方式，在特定的可能性空间中有意识、有目的地指向确定对象的活动。
当一个民族处在一个转折点时，社会发展往往显示出多种可能的途径。
在这多种可能性中，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实现，则取决于这个民族的自觉选择，而一个民族之所以做出这种或那种选择，有其特定的原因。
一是取决于民族利益。
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其选择活动的思想动机都根植于利益，一切思想、观念、意识和目的，归根到底都反映了一定民族、阶级的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42]物质利益是推动不同民族进行不同选择的根本动因，规定着这个民族历史选择的方向。
二是取决于交往状况。
一个民族的发展根源于这个民族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但是，任何一个民族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交往中。
交往使一个民族内部的矛盾运动与外部的矛盾运动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正是这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为该民族的发展提供了由多种可能性构成的“可能性空间”
。
同时，当多种社会形态并存时，先进的社会形态对处在转折点上的民族或国家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并为它提供了“历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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