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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取决于对历史规律以及本民族特点把握的程度。
历史的选择性并不是对历史进程决定性的否定，相反，历史选择的对象只能存在于可能性空间中，而这个可能性空间却是由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的生产力所决定的。
人们的选择活动有着既定的前提并受历史规律的制约。
一般说来，一个民族对历史规律以及本民族特点把握的程度，直接制约着其历史选择的内容和方向。
历史规律的决定性与人的活动的选择性使社会发展呈现出统一性和多样性。
从纵向上看，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就在于，在人类总体历史上，社会发展表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在具体民族的历史上，表现为在没有外来的影响、干涉的情况下，民族的历史也将依次经历上述五种社会形态。
西欧绝大多数民族走的就是这样一条典型的发展道路，即已经依次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发展的多样性表现为，不同的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超越一种甚至几种社会形态，直接走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
问题在于，某一民族可以超越一定的历史阶段，但它的历史运行路线是不可能同人类总体历史进程的方向逆向的，相反，其超越的方向同人类总体历史进程的方向是一致的。
更重要的是，现实的生产力状况规定着这种超越的限度，现实存在的先进的社会形态对超越具有导向作用。
从横向上看，社会发展的统一性表现为，同类社会形态在不同的民族或国家中具有共同的本质；社会形态的多样性表现为，同类社会形态在不同的民族或国家中具有特殊的表现形式。
例如，任何一个封建社会都是以地主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劳动者为基础，其上层建筑都包括世袭制、等级制、天命论、血统论，以及宗教神权与世俗君权的结合，等等。
但是，同类封建社会在不同的民族或国家中又有特殊的表现形式，如在经济方面，中国的封建制度主要采取土地国家所有制，西欧的封建制度则主要实行“采邑”
制；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封建社会不像西欧的封建社会那样由宗教统治一切。
实际上，每一种社会形态在不同的民族或国家中都有特殊的表现形式。
在人类总体历史上，社会形态的更替体现了人类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力及其创造性；同类社会形态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则体现了不同的民族解决其内在矛盾的能力及其独特的创造性。
一般说来，不同的民族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据本民族特点、历史传统以及“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
来设计、创造自己的社会存在形式，从而使同类社会形态在不同的民族或国家中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具有不同的特点。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3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4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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