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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列宁强调哲学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不同，布哈林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在1921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布哈林提出了两个事关历史唯物主义全局的重要观点：一是“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
，是“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一般学说”
；二是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的基础”
，“包括为数不少的所谓‘一般世界观’的问题”
。
[37]布哈林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过多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学特征，而淡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性质，而他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的基础”
的观点又显然不同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的观点。
所以，卢卡奇认为：“布哈林的理论宗旨不同于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梅林和普列汉诺夫到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的历史唯物主义伟大传统”
[38]。
在布哈林出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出版了一批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如丘缅涅夫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2年）、谢姆科夫斯基的《历史唯物主义讲稿》、戈列夫的《历史唯物主义概论》（1925年）、拉祖莫夫斯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教程》（1924年）、芬格尔特和萨尔文特的《历史唯物主义简明教程》（1928年）、麦德杰夫和希尔文特的《历史唯物主义概要》（1931年）、沃尔松和加克的《历史唯物主义概论》（1931年）。
从总体上看，这些教科书的确受到了布哈林观点的影响，但更多的是沿用了列宁的观点，并逐步形成了苏联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
斯大林严厉批判了布哈林的观点，并在总结和概括苏联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基础上，把列宁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
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斯大林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39]为了论证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中的“推广”
与“应用”
，斯大林进行了一系列从自然到社会的逻辑推演：“既然自然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那么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也同样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既然我们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以认识，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成果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成果”
；“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思维是第二性的，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
，等等。
这就是说，在斯大林那里，从辩证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自然存在到社会存在的逻辑运行过程。
斯大林的这一观点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从历史上看，不符合史实。
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可以看出，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首先是在历史观上实现的，或者说，马克思是从历史观上开始唯物主义进程的，其标志就是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这就是说，马克思在成为“历史”
唯物主义者之前，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因此，马克思不可能把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推广”
、“应用”
到历史领域。
二是从逻辑上看，混淆了历史与自然的本质区别。
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
在自然界中，一切都是盲目的相互作用，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没有预期的目的，而在人类社会中，进行活动的人都具有自觉的意图，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预期的目的；自然之物是可感觉的存在，“社会的物”
是“可感觉而又超感觉”
的存在，其中蕴含着社会关系的内涵。
再好的望远镜看不到社会关系，倍数再高的显微镜看不出社会关系，亿万次计算机也算不出社会关系，“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中发现交换价值”
[40]这种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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