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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的制约因素作了论证。
按照他们的观点，生产劳动的二重性形成生产关系的二重结构：（1）在各个经济单位内部参与具体劳动过程的人们所发生的生产关系；（2）在全社会范围内从事不同具体劳动的人们建立的生产关系。
正是后者构成了划分“三大社会形态”
的依据。
正是因为“三大社会形态”
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因而具有客观必然性，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一般进程。
有的学者提出，“五种社会形态”
依次演进的思想只是揭示了西欧的特殊发展道路，马克思研究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进程的最后成就或最高成果就是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所做出的概括，人类历史发展是从古代公社所有制的“原生”
形态，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次生”
形态，再到仿佛回归“古代”
类型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再生”
形态。
这一理论才真正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或普遍规律。
有的学者认为，“五种生产方式”
理论有三大失误：一是忽视了各民族、国家的横向的联系、影响对人类历史发展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人类历史既是在各个民族、国家纵向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也是在各个民族、国家横向的联系、影响中发展起来的；二是忽视了在生产力基本相同的状况下可以形成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
如果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与此相适应而变更和发展”
，并由此产生五种生产方式，那么，就应存在着五种不同的生产力，然而，在人类历史上不存在这样五种不同的生产力；三是忽视了在一定条件下自然条件或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可以起决定作用，斯大林对自然条件或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影响的解释是片面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五种社会形态”
理论的确是马克思提出的，但马克思到了晚年却对这一理论感到“困惑”
并产生了“动摇”
。
理由是：（1）按照马克思早期的世界历史思想，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将突破封闭状态，程度不同地卷入到世界历史之中，这就形成了一元化的历史观；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却认为，人类世界从古至今就分为东方和西方两个世界，二者的具体历史特点不同，向新社会过渡的根据和途径也不同，东方社会自“原生”
以来，就没有明显的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区别，还可能跳过资本主义阶段。
在晚年马克思的心目中，“五种社会形态”
只对西方才适用。
这样，一元化的历史观被突破，多元化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
（2）按照“五种社会形态”
理论，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是衡量历史的根本尺度。
然而，当马克思晚年断言东方社会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时，人道主义却成了规划历史的根本尺度和出发点。
这样，历史尺度由一元变成了多元。
（3）按照“五种社会形态”
理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延伸，它的性质和使命是被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严格规定了的。
可是，在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中，社会主义却不是发端于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而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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