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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总结的以往历史理论的根本缺点，是同社会在主体意识中所呈现的表面特征相一致的。
正因为这样，对自然的唯物主义认识早于对社会的认识。
如果说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曾经历唯物主义的几种形式，历史领域则不同。
在唯物史观产生之前，唯心主义在这个领域中一直处于统治地位。
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历史观没有发生过形态的变化，更不能说人类以往对历史的认识毫无建树，只是一连串谬误。
正如同客观历史自身一样，人类对历史的认识也是进步的。
就与马克思关系密切的西方文化传统而言，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就出现了诸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里比阿、毕克托、老加图、萨鲁斯特、李维、塔西佗、普鲁塔克等著名历史学家，写了关于古代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关于希腊、罗马历史的著作。
他们力图保存人类已达到的成就，不致湮没无闻，而且努力探求某些历史事件的原因，这表现了人类对自身活动的兴趣和关注。
就他们对历史的认识来说，不少人没有摆脱神的束缚。
他们相信天命，把上帝看成是主宰国家兴亡、人世变迁、民族盛衰荣辱的最高力量。
用超自然的意志和力量来解释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的神学历史观，在中世纪处于支配地位。
他们把古代的某些神学历史观点发展成为一个体系。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
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
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
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中的情形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
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支，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
[3]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都是神学历史观的积极鼓吹者，他们宣扬人间的一切秩序都是由神安排的，都决定于天意，除非得到神的帮助和启发，人永远不能全面了解有关人类自己的事情。
这种神学历史观，用天意、天命、命运把历史自身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因果关系变成神学的宿命论。
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是受历史本身制约的，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逐步孕育，特别是由于地理大发现，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历史视野。
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潮，标志着从神到人的转折。
他们逐步摒弃了神学历史观，把天国的历史变成世俗的历史，不是从神的意旨而是从人自身中探究历史的秘密，力图把神学的必然性变成历史的必然性，提出探讨历史的规律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被尊为“历史之父”
，意大利17世纪的思想家乔·维科则被拉法格称为“历史哲学之父”
。
正是维科在他的《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论合理的世界秩序的统一原则》等著作中，提出了探求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
维科虽然没有完全摆脱神学历史观的局限，但不像他们那样直接用神的意志来解释历史。
他说：“一切有思想的人都不会惊奇哲学家曾努力试图认识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界，而这个认识本来只有上帝才能做到，相反地却轻视社会界的研究，这个认识人是可以达到的，因为社会是人创造的。”
[4]神创造了自然界，也只有神才能认识自然界；社会领域不同，社会是人创造的，也是人能认识的。
维科关于自然和社会区分的观点当然是不科学的，但他强调人能认识自己创造的社会，这同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的神学历史观的传统是不同的。
维科的一个巨大功绩在于，他强调了历史规律的共同性。
人类历史尽管纷纭复杂，但不管他们的种族起源和地理环境如何，仍存在着一个统一的、一切民族在各个时代都要经历的过程。
他说：“有一个理想的永久的历史存在着，一切民族的历史总是要通过它的，他们不论是从野蛮、半开化还是从粗野状态出发，总是要达到文明。”
[5]正因为维科排除神对历史的干预，他强调了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维科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并没有达到唯物主义的理解。
他没有能力从社会自身寻找它的内在规律，而是采用同人类个体发育相类比的方法提出他的社会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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