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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任何个体发育都经历童年、青年、成年一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经历同样的过程。
人类社会的童年是神的时代，这时没有国家，服从祭司，完全受宗教观念的统治；人类社会的青年是英雄时代，这是贵族统治的时代；而人类社会的成年则是凡人时代，这是民主共和国或保障资产阶级自由的代议制君主国家的时代。
维科的政治倾向性是很明显的。
他把凡人时代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完全是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做论证的。
但维科既然按照个体发育进程来描绘历史必定陷入困境：或者人类社会像人类个体一样，在经历了童年、青年、成年之后走向死亡；或者每一代人又重新开始自己的生命历程，这样周而复始，构成生命不断的洪流。
维科选择后者，认为人类社会在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之后，又重新开始同样的进程，这样人类历史便陷入了循环，在封闭的圆圈里来回倒腾。
法国启蒙学派又前进一步，他们深入到人与环境相互关系问题的探讨。
人类借以生存的环境分两类：一是自然环境，一是社会环境。
认识的顺序是从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开始的。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就试图从人类社会都不可缺少的自然环境中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
他在《论法的精神》序言中说，他的任务不在于非难各国存在的各种制度，而在于阐明它们。
尽管社会法规是各种各样的，但它们既不是纯粹偶然的，也不是取决于专断行为，而是有其共同规律的。
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是共同原则的个别表现，研究者的任务就在于探求这些共同原则。
其中一条共同性的原则，就是各种不同的国家制度、法律形式决定于人类社会所依存的自然环境，诸如气候、地理形势、土壤等。
孟德斯鸠非常重视气候，他认为寒冷的气候造就健康和勇敢的人，炎热的气候则造就软弱和怯懦的人；南方民族常常沦为奴隶，而北方民族则能够保护自己的自由。
因此孟德斯鸠认为，奴役制度同气候性质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一些国家实行专制制度、多妻制度、奴役妇女的制度，而另一些国家实行共和制、一夫一妻制，这都是由气候决定的。
即使是宗教信仰也取决于气候，不适合本国气候的宗教，在本国是不能维持下去的。
佛教之所以产生于印度，原因在于这里气候炎热。
过度炎热的气候使人萎靡疲惫，趋向于清净无为。
孟德斯鸠还认为，国家制度决定于地理形势即领土的大小。
狭小的领土适宜共和制，大小适中的领土适宜君主制，广袤的领土则适宜专制制度。
亚洲幅员辽阔的领土，成为建立庞大专制帝国的前提。
孟德斯鸠用领土规模来解释当时欧亚国家形式的差别。
欧洲由于其天然领土的划分，形成了一些不大不小的基于法治的君主制国家，如果改变了这种国家形式，则它们必然趋于衰败；反之，亚洲辽阔的天然领土则适宜建立庞大的专制帝国，如果把统一的帝国分割为一些较小的单位，则必然与国家的天然领土划分相矛盾。
孟德斯鸠还强调社会制度对土壤的依赖关系。
在他看来，不种土地的民族比农业民族享有更大的自由，因为土壤适宜种植的民族专注于农业，不关心自己的自由。
而且从军事角度说，肥沃的地方易攻难守。
不适宜农业的多山国家，易于防守，而且也不会成为征服的目标。
土壤贫瘠，迫使人们进行艰苦劳动，培养他们勇敢耐战的精神。
得到自然恩赐，能从自然界中获得一切的民族，则使人柔弱、懒惰、怯懦。
而且土壤条件不同，政权形式也不同：居住山地的人坚决主张平民统治，平原上的人要求由一些上层人物领导的政体，近海的人则希望一种由二者混合的政体。
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无疑是存在的。
特别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生产力水平很低，这种影响尤其明显。
但地理环境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一些曾经创造了高度文明的民族没落了，而另一些落后的民族和地区，后来又站在了历史发展的前列。
它们各自的地理环境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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