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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似乎撇开了财产、教育、信仰的差别而赋予人们以普遍的公民权，正是为了巩固和维护实际上的不平等。
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同市民社会相异化，同时也就是人的本质的二重化。
统一的人被分裂为二：既是国家的公民又是市民社会的成员。
这两重身份，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异化而彼此分离。
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市民社会和国家彼此分离。
因此，国家的公民和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市民也是彼此分离的。
因此，人就不能不使自己在本质上二重化。
作为一个真正的市民，他处在双重的组织中，即处在官僚组织（这种官僚组织是彼岸国家的，即不触及市民及其独立活动的行政权在外表上和形式上的规定）和社会组织即市民社会的组织中。
但是在后一种组织中，他是作为一个私人处在国家之外的；这种组织和政治国家本身没有关系。”
[33]例如一个工人，在政治国家中，他作为一个公民享有法律给予的形式上的平等权利；而在市民社会，即私人经济生活领域，他可以穷得一无所有。
他的所谓平等的政治权利同他的实际不平等状况是背离的，是一幅讽刺画。
这种情况同中世纪不一样。
马克思把中世纪称为“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
。
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不仅表现了社会内部的分裂，“而且还使人脱离自己的普遍本质，把人变成直接受本身的规定性所摆布的动物”
[34]。
按照马克思当时的看法，就是说人丧失了自己的本质而降低到动物的水平。
正如同动物的自然本性决定动物的习性和它们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一样，人的肉体出生和血缘关系决定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
封建社会的固定的等级制度，使得贵族生下来是贵族，而平民则永远是平民，人变成了由自身自然规定性所摆布的动物。
其实，封建社会的等级特权和世袭制度是一种社会制度，它是由土地私有制决定的。
血缘关系在等级制和世袭制中的纽带作用本身，就是私有财产制度的要求和表现，而不是决定于人的自然本性。
这一点，马克思在批评黑格尔关于王权（君主世袭制）时已经作了阐述。
在资本主义社会，血缘关系并不能赋予人们以政治特权。
但是由于政治国家同市民社会相脱离，它存在另一种异化。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我们的时代即文明时代，却犯了一个相反的错误。
它使人的实物本质，即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脱离了人，它不认为人的内容是人的真正现实。”
[35]人的经济生活（包括劳动），被看作纯粹私人生活的领域，被看作与人的本质无关的东西，而抽象的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则被看成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根本特性。
其实，真正使人成为人的正好是市民社会，是人进行的经济活动。
马克思当时还没有非常明确、非常清晰地表述这个看法，但是他提出人的实物本质、人的内容是人的“真正现实”
的观点，显示了探讨人的本质的新方向，并潜在地蕴涵着关于异化劳动思想的某些因素。
马克思不仅分析了政治国家同市民社会相异化的问题，还分析了政治制度本身的异化问题。
在分析前一个问题时，马克思着重分析了政治国家同物质国家（市民社会），如何从实体性的统一到相互脱离的过程；而在分析后一个问题时，马克思着重研究了各种政治制度的形式，如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同民主制的关系，从它们与民主制的关系中探讨了国家政治形式的异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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