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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人的客体化。
正如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
民主制正体现了这个原则。
他说：“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
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
民主制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谜。
在这里，国家制度不仅就其本质说来是自在的，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说来也日益趋向于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确定为人民自己的事情。
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
还说：“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国家制度的其他形式中，人却是法律规定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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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推崇民主制，把它作为国家制度的类概念，而把其他形式的国家制度看作“种”
，以民主制来衡量其他国家制度。
马克思把民主制和其他政治制度的关系，比喻为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关系。
基督教是道地的宗教，是神化了的人，因而是一切宗教的实质。
民主制也是一样，它是人的客体化，因而是一切国家制度的实质。
但是在其他政治形式中，例如在君主制中，创造了国家的人民，反而从属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法律规定，这是一种“完成了的异化”
。
政治国家同市民社会相异化，国家制度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必须消除。
历史任务就是要使政治国家从彼岸世界返回到实在世界，即恢复这种统一，而民主制就是这种制度。
这里所说的民主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制。
资产阶级民主制不仅没有消除异化，相反加深了这种异化。
马克思心目中的民主制，是恢复普遍性（政治国家）与特殊性（市民社会）的真正统一，恢复人与国家的统一，使国家制度、法律不是同人相对立，而是成为“人民的自我规定和特殊内容”
；它消除人的本质的二重化，真正使人成为“社会化了的人”
。
很显然，马克思关于民主制的这种设想，是一种朦胧的、尚不清楚的对未来社会的向往。
怎样才能消除人的本质的二重化？怎样才能扬弃政治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异化？谁能担起这个历史重任呢？马克思在完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沿着这条思路继续前进。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253、25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25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49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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