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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人生活领域中，一个人可以是宗教徒，而在政治领域中，由于废除国教和宗教特权，他被看成是不管宗教信仰如何与其他人一律平等的公民。
这样，通过政治解放而达到的并不是完整的人，而是人的分裂。
人被分裂为犹太教徒和公民、新教徒和公民。
不仅如此，人还分裂为商人和公民、短工和公民、地主和公民，等等。
总之，人在市民社会中是一种身份，而在政治领域中又是一种身份。
这种情况表明，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统治下，人过着天国和尘世的双重生活。
在市民社会中，人作为私人，作为同其他人相对立的利己主义者，过着尘世的生活；而在政治领域中，人作为公民，过着符合自己“类本质”
的天国生活。
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这种矛盾。
他说：“在政治国家真正发达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
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
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天和地的关系一样，也是唯灵论的。”
[9]这样，当人作为真实的个人，他缺乏普遍性，不是作为类存在物；而当他在政治生活中作为类存在物，他又失去了实在的个人生活，是虚假的、非实在的普遍性。
国家从宗教得到解放，并不等于现实的人从宗教得到解放。
政治解放不仅没有使人摆脱宗教信仰，相反，它自身就蕴涵着产生宗教信仰的基础。
在马克思看来，在思维领域中人把自己的类本质异化为上帝，同政治领域中人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国家是一致的。
前者是后者的反映。
只要个体和类的对立存在，只要人还没有真正成为类存在物，宗教就必然存在。
他说：“政治国家的成员之所以信奉宗教，是由于个人生活和类生活、市民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二元性；他们信教是由于人把处于自己的现实个性彼岸的国家生活当做他的真实生活；他们信教是由于宗教在这里是市民社会的精神，是人们相互脱节和分离的表现。”
[10]
可见，政治解放并没有使人从政治动物变成真正的人。
虽然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都把人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但马克思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人，而是利己主义的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
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这是无教化、非社会的人，偶然存在的人，本来面目的人，被我们整个社会组织败坏了的人，失掉自身的人，自我排斥的人，被非人的关系和势力控制了的人，一句话，还不是真正的类存在物”
[11]。
基于上述认识，马克思对鲍威尔关于人权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按照鲍威尔的看法，犹太人只要还是犹太人并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就不能获得人权。
人要获得一般人权，必须牺牲信仰的特权。
鲍威尔把资产阶级的所谓人权，看成是人的一般本质的体现，它与犹太人的特殊本质是对立的。
马克思的看法相反。
资产阶级所谓一般人权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即所谓公民权，它的主要内容是参加政治共同体、参加国家活动的权利；另一部分是所谓人权，即信仰自由、人身、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等等。
这里所说的人，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所谓人权，就是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
这些权利，不仅不符合人的本质，相反脱离了人的本质。
它不仅没有超越利己主义，相反是保障利己主义。
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
在这些权利中，人绝不是类存在物，相反地，类生活本身即社会却是个人的外部局限，却是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
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
[12]可见，资产阶级政治解放所达到的积极成果，并没有使人从政治动物跃进到真正的人，而是转变为市民社会的成员。
要解决这个矛盾，要消除个体和类的分裂，必须进行人类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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